观察者网 10-13 minutes 若将一战前的世界与冷战后直至今日的局势（包括俄乌战争）做直接比较，猛一看似乎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深挖下去，就会发现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明显和隐形的相似轨迹。 譬如，在国际秩序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历着旧帝国的式微和新兴列强的崛起。国际格局犹如一片冰层相撞的海域，充满着危险与不确定。而在冷战结束后和“9·11”事件以来的国际局势中，世界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不透明和不稳定：新兴力量在崛起，传统工业大国正在走下坡路。 再譬如，当年的奥匈帝国不是一个海上大国，它的“名望”与“实力”其实并不匹配。用匈牙利历史学家奥斯卡·亚西（Oscar Jaszi）的话来说，这个帝国“从经济角度来看，在1913年就已战败了”。因此，1914年前奥匈帝国的最大恐惧是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奥斯曼帝国，会沦为欧洲的另一个“病夫”。这种“焦虑”，冷战末期以及结束之后的苏联感同身受。这恐怕也是普京说“苏联解体是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的心理根源。就好比一个昔日的强人开始变得衰弱时，他对外界的认知会变得“敏感”和“焦虑”，处于低潮的大国差不多亦如此。 还有，一战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直接政治沟通失败”的结果。1914年夏，直接对话实际上被相互猜忌和偏执假设所取代。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政治沟通似乎强于当年，然而，傲慢与偏见，加上政治正确，当然还有各自的利益，使得冲突各方的沟通很难进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三年中，西方几乎中断了与莫斯科所有官方渠道的交流。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不管这句话是出自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Äschylus），还是一战时期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Hiram Johnson），其意义在于对“战时难有真相可言”的陈述或控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当时，同样也能在当下找到许多对应的例子。 普林西普行刺奥匈皇储 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但该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其实是被史界称为“不可救赎的民族主义”：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当年行刺，是为了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也是为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争取权益；俄乌战争的爆发——不管是借口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