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或称死海经卷、死海书卷、死海文书），是为目前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抄本（旧约），除了《圣经·以斯帖记》以外的《旧约全书》全部内容都能在死海古卷中找到，还含有一些今天虽然被天主教承认、但被新教认为是外典（包括次经及伪经）的经卷，此外，当中也有一些不是《圣经》的文献。
此古卷出土于公元1947年的死海附近的库姆兰（Khirbet Qumran，或译昆兰或坎峦），故名为死海古卷。古卷主要是羊皮纸，部分是纸莎草纸。抄写的文字以希伯来文为主，当中也有少数由希腊文、亚兰文、纳巴提文和拉丁文写成。 一般认为这是公元后66年~公元后70年犹太人反对罗马的大起义，被罗马镇压失败后，犹太教文化面临灭顶之灾，一些犹太教的苦行教徒将古卷埋在死海附近干燥的地方，以求保全本民族文化。这些苦行教徒就是艾赛尼教派（Essenes）的库姆兰社团（昆兰社团），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提出这里是奋锐党的军事秘密要塞的假说。
艾赛尼派（或译“爱色尼派）是当时犹太教的四大派别之一，另外三大派别为撒都该人（Sadducess）、法利赛人（Pharisees）和奋锐党（Zealots）。
展示在安曼的考古学博物馆的经卷残片
古卷在洞穴中被发现
目录
1 发现
2 整理
3 对原作者的考证
3.1 “撒都该派”说
3.2 “艾赛尼派”说
3.3 “奋锐党”说
3.4 “早期基督徒”说
4 内容
5 校勘现存圣经抄本
6 影响
6.1 《圣经》文本的真确性
6.2 圣经考古学研究
7 注脚
8 外部链接
发现
死海经卷的被发现于在公元1947年。[1]有个少年牧羊人的一头羊进入了死海附近的洞穴里，为了叫那头羊出来，牧童因而对洞里投掷石头，结果打破洞穴里的瓦罐，因而发现这些古经卷。撒母耳主教收购的死海山洞里的古经卷，直到1948年2月才送到美国东方研究学院和耶鲁大学，被近东语言研究院院长Burrows博士进行查核。其后的十年间，在11座洞穴挖掘出了装有古卷的瓦罐，共找到约四万个书卷或书卷残篇。
学者从希伯来古文字体的对照上，鉴定死海古卷的年代约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公元前250年至公元68年）（另有人说从公元前170年到公元前58年，没有公元后）。由于完成年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残破不堪。出土的死海古卷中，最长的有8.148米。若包括头尾部分，推测至少有8.75米长。
目前，主要的八部经卷都存放在以色列博物馆；其余的则保存在耶路撒冷的洛克斐勒博物馆（Rockefeller Museum）。
整理
发现《死海古卷》之后，有不少书刊陆续出版，让世界各地的学者有机会读到初步发现的资料。可是，要看到成千上万来自4号洞穴的残篇，就困难得多了。这些残篇由东耶路撒冷（当时属于约旦）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的一小群国际学者负责保管与解读。由于当时约旦正与以色列正交恶，这个考古团队里并没有任何犹太教或以色列学者，反而几乎都是天主教出身的神父，以及基督教的学者，只有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纯学者。这样的安排引起不少人非议。
该考古团队的政策是，官方未公布研究结果前，就不准任何人查看书卷。考古团队的人数也保持有限的数目，始终只有八、九人。每逢一个队员去世，只可让另一个学者加入去取代他。事实上，数以万计的死海古卷残片，大多仅剩几厘米残片，仿佛巨大的拼图工作，因此这一个考古队其实需要更多的学者协力，才能应付如此庞大的工作量。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还需要更多精通古希伯来语和亚兰文的专家才行。詹姆斯·范德卡说：“八个专家，不管多高明，根本应付不了成千上万的残篇。”
在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以色列自约旦手中夺得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以西的领土，于是自此死海古卷改为归以色列监管，但死海古卷的研究团队仍然维持原来编制，没有人给书卷的研究小组制定任何不同的政策。发行4号洞穴书卷内容公开的事更公然耽延了近三十年。以〈库姆兰社区的共同规则〉为例，该残篇于1952年就已挖掘在第4洞挖掘出来，但不知为什么，拖至30年后的1984年才终于第一次公开文章内容，而且全文近150多行却只公布了6行，如此无效率的工作成绩，让国际考古学者对此表示强烈不满。1977年，牛津大学的盖佐·韦尔迈什教授，更公开抨击此一独占考古资源的事件为20世纪学术界的最大丑闻。由于对于古卷内容的公开，令人感觉遮遮掩掩，于是当时甚至开始出现传闻说：这是梵谛冈的天主教会基于内容敏感问题，因而在背后故意施压拖延，以隐瞒某些真相，不愿透露书卷中对教会不利的资料。
1980和1990年间，以色列政府在国际学术界的舆论压力下，终于决定让研究团队的人数增加至20个学者。但基本上在他们公开研究结果之前，所有内容仍然限定只能由该团队的人能接触，依旧采取保密遮掩的态度。
然而1991年，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突破。首先，在1985年于美国成立的圣经考古协会，于1991年正式印行《未发表的死海书卷初版》。这本书是该协会透过各种不同秘密管道，所积极取得的死海古卷照片档案整理而成，并根据圣经语词索引，在电脑支援下编成的。接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的杭廷顿图书馆也公开了他们四处搜集的死海古卷档案照片或摹本，并宣布他们愿意向任何学者提供整套书卷的图片，于是《死海书卷摹本》面世，书中图文并茂，以往没有发表的书卷现在都能够一一读到。原本以色列官方考古团队打算对他们提出诉讼，以制裁他们的越权行为，但此举引起考古界的舆论哗然，最后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的强大批判压力下，以色列当局终于让步，放弃提告的想法，转而采取开放的态度。[2]
1992年，在新委任的总编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伊曼纽尔·托夫领导下，研究队的成员更增至50多位学者。他们订下严格的时间表，要把剩下的抄本，连同学者的详细评论和修订，全部付梓。于是，在1990年代，始终被神秘传闻色彩所包围的《死海古卷》终于全部印行，如今已可供所有人自由查证。从最后公布的结果清楚表明，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并没有人企图隐瞒事实，也没有任何书卷被人刻意销毁或藏起来，进度缓慢的原因纯粹是古卷残篇支离破碎，拼图工作困难，而研究团队又坚持不扩增团队人数所致。由于如今书卷内容已全数发行，学术界对死海古卷的全面的分析，也在1990年代终于开始全面积极展开，于是大量的研究书籍陆续出版。
2011年起，Google公司与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合作，利用美国航太总署（NASA）开发的多光谱成像技术，将死海古卷予以数位化扫描并整理后，陆续公开在网站上供查阅及翻译[3]。
对原作者的考证
死海古卷的内容已不再是秘密，但到底昔日是谁写下并封存这些古卷，随着研究者的增加，如今反而更加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基本上主要有如下四大假说：
“撒都该派”说
各种用来确定古代文献年代的方法显示，这些书卷是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抄成或撰写的，正好是所谓“第二圣殿期”。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书卷是耶路撒冷圣殿在公元70年遭受毁灭之前，耶路撒冷圣殿的犹太人（撒都该人）把它们藏在洞里。可是如今大部分研究这些书卷的学者[谁？]却认为，这个看法与书卷本身的内容并不一致。许多书卷所反映的观点和习俗，都与耶路撒冷主导圣殿宗教权威的撒都该人看法大相径庭，因为古卷甚至严厉批判耶路撒冷圣殿的腐败。这些书卷透露：真正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早已弃绝了耶路撒冷的祭司和圣殿职事，并把他们这群人在荒漠所作的崇拜，视为取代了圣殿崇拜的安排。[来源请求]耶路撒冷圣殿的撒都该人看来不大可能把这样的书卷收藏起来。
“艾赛尼派”说
以色列的苏肯尼克教授曾在1947年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取得三份书卷，他是主张书卷曾属艾赛尼派（或译“爱色尼派）”社区的头一个人。
艾赛尼派是个犹太教派。公元1世纪的作家约瑟夫斯、亚历山卓的犹太名士斐洛和老普林尼都提及过这个教派。至于艾赛尼派的确实起源，至今还未有定论；但可能他们是在公元前2世纪马加比家族反叛之后的一段动乱时期中崛起的。约瑟夫斯曾报道在该段时期有这个教派存在，并仔细论述他们的宗教观点怎样有别于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老普林尼则提及在死海沿岸，耶利哥和隐·基底之间，有一个艾赛尼派的社区。艾赛尼派信徒与世隔绝，相信命运和灵魂不死的道理，强调保持独身，倡导与天使一同崇拜的神秘见解。
研究《死海古卷》的学者詹姆斯·范德卡认为，“住在库姆兰的艾赛尼派信徒，只是规模较大的艾赛尼派运动的一小部分而已，事实上还有散落其他各地方的艾赛尼派成员或社区。”约瑟夫斯估计他们的数目约莫有4000人。虽然并非完全符合历史家所描述的一切细节，艾赛尼派却比当时任何犹太团体更吻合库姆兰经书所显示的形像。
“奋锐党”说
也有学者提出假说认为：这是公元66年至70年当时犹太人的奋锐党反对罗马的起义（第一次犹太战争），被罗马镇压失败后，犹太教文化面临灭顶之灾，一些犹太教徒将古卷埋在死海附近荒凉而干燥的地方，以求保全本民族文化。这些人便是发动革命的奋锐党成员，而此地其实是军事秘密要塞，类似马萨达要塞。因为如此，所以在马萨达要塞，也才会也有类似的陶罐古卷文献出土。
虽然库姆兰很可能有一群抄经士，但许多书卷大概是信徒从别的地方收集得来，然后带到这里的。若以这个观点来看，从某个意义上说来，《死海古卷》只算是个范围广泛的“书库”。像其他书库一样，《死海古卷》因此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并不一定全都反映收藏者本身的宗教观点。不过，有些书卷部分书籍存有多份抄本，这个现像仍可能把这个教派的所信仰和格外关注的事反映出来。
“早期基督徒”说
有些学者认为事实上，基督教是在库姆兰崛起的，因为实施浸礼与财产公有共产制度的作风，很符合〈使徒行传〉中对早期基督教会的描写。让人联想到库姆兰与使徒时期的基督教会，二者之间是否有所关连。
可是，也有学者指出：库姆兰社区的教派跟早期基督徒有很多显著的分别。在库姆兰发现的著作透露，这个教派恪守极严格的安息日规条，也要求人严守礼仪上的洁净，而且几乎达到狂热的地步。[4]例如他们规定，安息日时，不可离开城市多少步、安息日不可把家中的东西往外搬、家畜或人若在安息日掉到水里也不可营救……等等许多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十分夸张而繁琐的规定。这件事表明他们的主张，跟耶稣和早期基督徒的教训大相径庭。[5]与基督徒强调天父是看重人的“内心”，而不是“行为”（指严格遵守律法的行为），并大幅放宽外邦人可以不必遵守摩西律法的政策，可说是水火不容。
内容
圣经类别的一部分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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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正典和各卷
塔纳赫
摩西五经
先知书
诗歌智慧书
旧约圣经
希伯来圣经
新约圣经
次经
有争执经
经外书
丢失的书信
圣经章节
伪经
犹太教的
旧约的
新约的
发展和执笔者
执笔者
犹太教正典
旧约圣经正典
新约圣经正典
摩西/梅瑟五经的作者
使徒保罗/保禄书信
使徒约翰/若望著作
原稿、抄本和译本
七十士译本
撒马利亚五经
死海古卷
塔库姆译本
别西大译本
古拉丁文译本
武加大译本
马所拉抄本
哥德语圣经
路德圣经
英文圣经
圣经研究
圣经成书的年代
圣经批评
史学批评
经文鉴别学
希腊文新约圣经
新约原文分类
底本学说
对观福音问题
圣经和历史
圣经考古学
阐释
释经学
别沙式解经
米德拉什注释
理性法注释
寓意解经
直译解经
预言
观点
绝对无误
真理无误
批评
伊斯兰的
古兰经的
诺斯底的
基督教和犹太教
基督教律法
查 · 论 · 编
死海古卷包含了（除《以斯帖记》以外的）旧约全书，以及一些今天被基督教新教认为是外典（包括次经及伪经）的经卷。经考古学家五十多年的修复拼凑，近800书卷部分或全部复原，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
有些令学者最感兴奋的书卷是以往未为人知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包括：对犹太律法的阐释、为住在库姆兰的教派制定的规条、供礼拜仪式使用的诗歌和祷文，以及评论圣经预言的应验和最后日子的末世论著作。此外还有一些精辟独到的圣经评注；这些评注可说是现代圣经经文逐节注释的前驱。
死海古卷的内容主要分三大类。
近200卷的书卷，是旧约圣经经卷。《死海古卷》国际编辑团的成员胡利奥·巴雷拉教授提及死海卷含有整本以赛亚书。至目前为止，在库姆兰找到的二百多份圣经手抄本涵括《希伯来语经卷》的每一卷书（除了以斯帖记）。跟《以赛亚书卷》不同，大部分手抄本只有若干残篇，内容不及经书本身所载的十分之一。库姆兰最多的经书是诗篇（共36份）、申命记（共29份）和以赛亚书（共21份）。这几卷书都是《基督教希腊语经卷》最常引用的经书。
古卷包括了许多圣经注释、圣经评论、解经书、次经和伪经。[6]
非《圣经》文献。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书，以及上帝毁灭邪恶势力，弥赛亚再来时的著述。
死海古卷的残本展示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
校勘现存圣经抄本
抄写准确。Josh McDowell的《铁证待判》统计：“在《以赛亚书》53章的166个单词中，只有17个字母有问题。其中10个字母是因为拼写的演变；还有4个字母是由于连接词的样式的变动，不影响意思；最后3个字母组成了‘光’这个词，在第十一节加入，但对整句话的意义影响不大，并且，这个词在七十士译本和另一个洞穴中发现的《以赛亚书》古卷相印证。总的来说，在近一千年的抄写中，在共有166个单词的一章文卷中，只有一个词（3个字母）有争议，但这个词不影响句子的意义。”
现存圣经抄本遗漏。死海古卷中的《撒母耳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拿辖，亚扪人的王，极度欺压迦得人和吕便人。他把他们（吕便人）所有（男）人的右眼挖出，给犹太人带来恐慌和惧怕。除了从也门逃出，进入基列雅比的七千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右眼不被挖出来的。
解决《圣经》原文的争议。《诗篇》22章16节中，大部分圣经译者采用七十士译本的翻译，“他们扎了我的手和脚”。但马所拉抄本的直译为，“我的手和脚像狮子一样”。在1999年7月，福林特博士证实“扎了”的翻译的确更接近原文。
影响
《圣经》文本的真确性
死海古卷发现的时代，正值《圣经》的真确性受到质疑。在基督宗教的各教派内，对于旧约的真实性都存在很大分歧。毕竟现存旧约马所拉文本当中，最早的都不过是公元九世纪的抄本，而不是原始版本。直到死海古卷的发现和校勘工作的展开，旧约圣经的准确性才被肯定。
虽然这些书卷足以表明，圣经本身并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改变，它们却透露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语经卷》有不同的版本，彼此之间有若干差异。《死海书卷》在拼法和用词方面并不是跟马所拉文本一模一样。有些书卷的措辞较接近《七十士译本》。以前，学者认为《七十士译本》里的差异，可能是译者的手民之误或甚至蓄意更改经文。现在这些书卷显示，许多差异其实是由于他们使用不同的希伯来语文本所促成的。这件事也帮助研究人员明白，早期基督徒引用《希伯来语经卷》时，为什么有时措辞跟马所拉文本不一样。[7]
圣经考古学研究
死海古卷让考古学家知道一世纪的前后，犹太教内部已出现改革的形势。一些犹太教的苦行僧避居死海旁的荒山野地苦修和抄写《圣经》。
因此，这个圣经书卷和残篇的宝藏，对于研究《希伯来语经卷》的传抄提供极佳的帮助。《死海书卷》确定了《七十子士本》和《撒马利亚五经》在文本校勘方面的价值。每逢圣经译者考虑修正马所拉文本时，这些书卷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参考资料。在若干事例上，马所拉文本删去了耶和华的名字，新世界圣经翻译委员会却决定把这个名字恢复过来。对《死海古卷》所作的研究证实这样做是正确的。
有些书卷描述库姆兰教派的各项规条和信仰。从这些书卷清楚看出，在耶稣的日子，犹太教不只限于一种形式。库姆兰教派所谨守的传统，有些跟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所守的不同。这些差异很可能促使这个教派隐居旷野。以赛亚书40:3预告会有声音在旷野呼喊，要修直耶和华的路。库姆兰教派误以为这番话应验在他们身上。有若干书卷的残篇提及弥赛亚，书卷的作者认为他即将来临了。这件事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路加布道说，当时“民众正在期待”弥赛亚来临。（路加福音3：15。）
至若干程度，《死海书卷》帮助了解耶稣在地上传道时，犹太人过著怎样的生活。这些书卷也向研究古希伯来语和圣经文本的人提供可比较的资料。可是《死海书卷》中还有许多书卷仍需作更深入的分析和校勘，也许还会获得更多新的理解。因此，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学发现，在21世纪继续使学者和研究圣经的人深感兴趣。
此古卷出土于公元1947年的死海附近的库姆兰（Khirbet Qumran，或译昆兰或坎峦），故名为死海古卷。古卷主要是羊皮纸，部分是纸莎草纸。抄写的文字以希伯来文为主，当中也有少数由希腊文、亚兰文、纳巴提文和拉丁文写成。 一般认为这是公元后66年~公元后70年犹太人反对罗马的大起义，被罗马镇压失败后，犹太教文化面临灭顶之灾，一些犹太教的苦行教徒将古卷埋在死海附近干燥的地方，以求保全本民族文化。这些苦行教徒就是艾赛尼教派（Essenes）的库姆兰社团（昆兰社团），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提出这里是奋锐党的军事秘密要塞的假说。
艾赛尼派（或译“爱色尼派）是当时犹太教的四大派别之一，另外三大派别为撒都该人（Sadducess）、法利赛人（Pharisees）和奋锐党（Zealots）。
展示在安曼的考古学博物馆的经卷残片
古卷在洞穴中被发现
目录
1 发现
2 整理
3 对原作者的考证
3.1 “撒都该派”说
3.2 “艾赛尼派”说
3.3 “奋锐党”说
3.4 “早期基督徒”说
4 内容
5 校勘现存圣经抄本
6 影响
6.1 《圣经》文本的真确性
6.2 圣经考古学研究
7 注脚
8 外部链接
发现
死海经卷的被发现于在公元1947年。[1]有个少年牧羊人的一头羊进入了死海附近的洞穴里，为了叫那头羊出来，牧童因而对洞里投掷石头，结果打破洞穴里的瓦罐，因而发现这些古经卷。撒母耳主教收购的死海山洞里的古经卷，直到1948年2月才送到美国东方研究学院和耶鲁大学，被近东语言研究院院长Burrows博士进行查核。其后的十年间，在11座洞穴挖掘出了装有古卷的瓦罐，共找到约四万个书卷或书卷残篇。
学者从希伯来古文字体的对照上，鉴定死海古卷的年代约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公元前250年至公元68年）（另有人说从公元前170年到公元前58年，没有公元后）。由于完成年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残破不堪。出土的死海古卷中，最长的有8.148米。若包括头尾部分，推测至少有8.75米长。
目前，主要的八部经卷都存放在以色列博物馆；其余的则保存在耶路撒冷的洛克斐勒博物馆（Rockefeller Museum）。
整理
发现《死海古卷》之后，有不少书刊陆续出版，让世界各地的学者有机会读到初步发现的资料。可是，要看到成千上万来自4号洞穴的残篇，就困难得多了。这些残篇由东耶路撒冷（当时属于约旦）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的一小群国际学者负责保管与解读。由于当时约旦正与以色列正交恶，这个考古团队里并没有任何犹太教或以色列学者，反而几乎都是天主教出身的神父，以及基督教的学者，只有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纯学者。这样的安排引起不少人非议。
该考古团队的政策是，官方未公布研究结果前，就不准任何人查看书卷。考古团队的人数也保持有限的数目，始终只有八、九人。每逢一个队员去世，只可让另一个学者加入去取代他。事实上，数以万计的死海古卷残片，大多仅剩几厘米残片，仿佛巨大的拼图工作，因此这一个考古队其实需要更多的学者协力，才能应付如此庞大的工作量。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还需要更多精通古希伯来语和亚兰文的专家才行。詹姆斯·范德卡说：“八个专家，不管多高明，根本应付不了成千上万的残篇。”
在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以色列自约旦手中夺得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以西的领土，于是自此死海古卷改为归以色列监管，但死海古卷的研究团队仍然维持原来编制，没有人给书卷的研究小组制定任何不同的政策。发行4号洞穴书卷内容公开的事更公然耽延了近三十年。以〈库姆兰社区的共同规则〉为例，该残篇于1952年就已挖掘在第4洞挖掘出来，但不知为什么，拖至30年后的1984年才终于第一次公开文章内容，而且全文近150多行却只公布了6行，如此无效率的工作成绩，让国际考古学者对此表示强烈不满。1977年，牛津大学的盖佐·韦尔迈什教授，更公开抨击此一独占考古资源的事件为20世纪学术界的最大丑闻。由于对于古卷内容的公开，令人感觉遮遮掩掩，于是当时甚至开始出现传闻说：这是梵谛冈的天主教会基于内容敏感问题，因而在背后故意施压拖延，以隐瞒某些真相，不愿透露书卷中对教会不利的资料。
1980和1990年间，以色列政府在国际学术界的舆论压力下，终于决定让研究团队的人数增加至20个学者。但基本上在他们公开研究结果之前，所有内容仍然限定只能由该团队的人能接触，依旧采取保密遮掩的态度。
然而1991年，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突破。首先，在1985年于美国成立的圣经考古协会，于1991年正式印行《未发表的死海书卷初版》。这本书是该协会透过各种不同秘密管道，所积极取得的死海古卷照片档案整理而成，并根据圣经语词索引，在电脑支援下编成的。接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的杭廷顿图书馆也公开了他们四处搜集的死海古卷档案照片或摹本，并宣布他们愿意向任何学者提供整套书卷的图片，于是《死海书卷摹本》面世，书中图文并茂，以往没有发表的书卷现在都能够一一读到。原本以色列官方考古团队打算对他们提出诉讼，以制裁他们的越权行为，但此举引起考古界的舆论哗然，最后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的强大批判压力下，以色列当局终于让步，放弃提告的想法，转而采取开放的态度。[2]
1992年，在新委任的总编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伊曼纽尔·托夫领导下，研究队的成员更增至50多位学者。他们订下严格的时间表，要把剩下的抄本，连同学者的详细评论和修订，全部付梓。于是，在1990年代，始终被神秘传闻色彩所包围的《死海古卷》终于全部印行，如今已可供所有人自由查证。从最后公布的结果清楚表明，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并没有人企图隐瞒事实，也没有任何书卷被人刻意销毁或藏起来，进度缓慢的原因纯粹是古卷残篇支离破碎，拼图工作困难，而研究团队又坚持不扩增团队人数所致。由于如今书卷内容已全数发行，学术界对死海古卷的全面的分析，也在1990年代终于开始全面积极展开，于是大量的研究书籍陆续出版。
2011年起，Google公司与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合作，利用美国航太总署（NASA）开发的多光谱成像技术，将死海古卷予以数位化扫描并整理后，陆续公开在网站上供查阅及翻译[3]。
对原作者的考证
死海古卷的内容已不再是秘密，但到底昔日是谁写下并封存这些古卷，随着研究者的增加，如今反而更加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基本上主要有如下四大假说：
“撒都该派”说
各种用来确定古代文献年代的方法显示，这些书卷是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抄成或撰写的，正好是所谓“第二圣殿期”。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书卷是耶路撒冷圣殿在公元70年遭受毁灭之前，耶路撒冷圣殿的犹太人（撒都该人）把它们藏在洞里。可是如今大部分研究这些书卷的学者[谁？]却认为，这个看法与书卷本身的内容并不一致。许多书卷所反映的观点和习俗，都与耶路撒冷主导圣殿宗教权威的撒都该人看法大相径庭，因为古卷甚至严厉批判耶路撒冷圣殿的腐败。这些书卷透露：真正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早已弃绝了耶路撒冷的祭司和圣殿职事，并把他们这群人在荒漠所作的崇拜，视为取代了圣殿崇拜的安排。[来源请求]耶路撒冷圣殿的撒都该人看来不大可能把这样的书卷收藏起来。
“艾赛尼派”说
以色列的苏肯尼克教授曾在1947年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取得三份书卷，他是主张书卷曾属艾赛尼派（或译“爱色尼派）”社区的头一个人。
艾赛尼派是个犹太教派。公元1世纪的作家约瑟夫斯、亚历山卓的犹太名士斐洛和老普林尼都提及过这个教派。至于艾赛尼派的确实起源，至今还未有定论；但可能他们是在公元前2世纪马加比家族反叛之后的一段动乱时期中崛起的。约瑟夫斯曾报道在该段时期有这个教派存在，并仔细论述他们的宗教观点怎样有别于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老普林尼则提及在死海沿岸，耶利哥和隐·基底之间，有一个艾赛尼派的社区。艾赛尼派信徒与世隔绝，相信命运和灵魂不死的道理，强调保持独身，倡导与天使一同崇拜的神秘见解。
研究《死海古卷》的学者詹姆斯·范德卡认为，“住在库姆兰的艾赛尼派信徒，只是规模较大的艾赛尼派运动的一小部分而已，事实上还有散落其他各地方的艾赛尼派成员或社区。”约瑟夫斯估计他们的数目约莫有4000人。虽然并非完全符合历史家所描述的一切细节，艾赛尼派却比当时任何犹太团体更吻合库姆兰经书所显示的形像。
“奋锐党”说
也有学者提出假说认为：这是公元66年至70年当时犹太人的奋锐党反对罗马的起义（第一次犹太战争），被罗马镇压失败后，犹太教文化面临灭顶之灾，一些犹太教徒将古卷埋在死海附近荒凉而干燥的地方，以求保全本民族文化。这些人便是发动革命的奋锐党成员，而此地其实是军事秘密要塞，类似马萨达要塞。因为如此，所以在马萨达要塞，也才会也有类似的陶罐古卷文献出土。
虽然库姆兰很可能有一群抄经士，但许多书卷大概是信徒从别的地方收集得来，然后带到这里的。若以这个观点来看，从某个意义上说来，《死海古卷》只算是个范围广泛的“书库”。像其他书库一样，《死海古卷》因此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并不一定全都反映收藏者本身的宗教观点。不过，有些书卷部分书籍存有多份抄本，这个现像仍可能把这个教派的所信仰和格外关注的事反映出来。
“早期基督徒”说
有些学者认为事实上，基督教是在库姆兰崛起的，因为实施浸礼与财产公有共产制度的作风，很符合〈使徒行传〉中对早期基督教会的描写。让人联想到库姆兰与使徒时期的基督教会，二者之间是否有所关连。
可是，也有学者指出：库姆兰社区的教派跟早期基督徒有很多显著的分别。在库姆兰发现的著作透露，这个教派恪守极严格的安息日规条，也要求人严守礼仪上的洁净，而且几乎达到狂热的地步。[4]例如他们规定，安息日时，不可离开城市多少步、安息日不可把家中的东西往外搬、家畜或人若在安息日掉到水里也不可营救……等等许多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十分夸张而繁琐的规定。这件事表明他们的主张，跟耶稣和早期基督徒的教训大相径庭。[5]与基督徒强调天父是看重人的“内心”，而不是“行为”（指严格遵守律法的行为），并大幅放宽外邦人可以不必遵守摩西律法的政策，可说是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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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古卷包含了（除《以斯帖记》以外的）旧约全书，以及一些今天被基督教新教认为是外典（包括次经及伪经）的经卷。经考古学家五十多年的修复拼凑，近800书卷部分或全部复原，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
有些令学者最感兴奋的书卷是以往未为人知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包括：对犹太律法的阐释、为住在库姆兰的教派制定的规条、供礼拜仪式使用的诗歌和祷文，以及评论圣经预言的应验和最后日子的末世论著作。此外还有一些精辟独到的圣经评注；这些评注可说是现代圣经经文逐节注释的前驱。
死海古卷的内容主要分三大类。
近200卷的书卷，是旧约圣经经卷。《死海古卷》国际编辑团的成员胡利奥·巴雷拉教授提及死海卷含有整本以赛亚书。至目前为止，在库姆兰找到的二百多份圣经手抄本涵括《希伯来语经卷》的每一卷书（除了以斯帖记）。跟《以赛亚书卷》不同，大部分手抄本只有若干残篇，内容不及经书本身所载的十分之一。库姆兰最多的经书是诗篇（共36份）、申命记（共29份）和以赛亚书（共21份）。这几卷书都是《基督教希腊语经卷》最常引用的经书。
古卷包括了许多圣经注释、圣经评论、解经书、次经和伪经。[6]
非《圣经》文献。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书，以及上帝毁灭邪恶势力，弥赛亚再来时的著述。
死海古卷的残本展示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
校勘现存圣经抄本
抄写准确。Josh McDowell的《铁证待判》统计：“在《以赛亚书》53章的166个单词中，只有17个字母有问题。其中10个字母是因为拼写的演变；还有4个字母是由于连接词的样式的变动，不影响意思；最后3个字母组成了‘光’这个词，在第十一节加入，但对整句话的意义影响不大，并且，这个词在七十士译本和另一个洞穴中发现的《以赛亚书》古卷相印证。总的来说，在近一千年的抄写中，在共有166个单词的一章文卷中，只有一个词（3个字母）有争议，但这个词不影响句子的意义。”
现存圣经抄本遗漏。死海古卷中的《撒母耳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拿辖，亚扪人的王，极度欺压迦得人和吕便人。他把他们（吕便人）所有（男）人的右眼挖出，给犹太人带来恐慌和惧怕。除了从也门逃出，进入基列雅比的七千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右眼不被挖出来的。
解决《圣经》原文的争议。《诗篇》22章16节中，大部分圣经译者采用七十士译本的翻译，“他们扎了我的手和脚”。但马所拉抄本的直译为，“我的手和脚像狮子一样”。在1999年7月，福林特博士证实“扎了”的翻译的确更接近原文。
影响
《圣经》文本的真确性
死海古卷发现的时代，正值《圣经》的真确性受到质疑。在基督宗教的各教派内，对于旧约的真实性都存在很大分歧。毕竟现存旧约马所拉文本当中，最早的都不过是公元九世纪的抄本，而不是原始版本。直到死海古卷的发现和校勘工作的展开，旧约圣经的准确性才被肯定。
虽然这些书卷足以表明，圣经本身并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改变，它们却透露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语经卷》有不同的版本，彼此之间有若干差异。《死海书卷》在拼法和用词方面并不是跟马所拉文本一模一样。有些书卷的措辞较接近《七十士译本》。以前，学者认为《七十士译本》里的差异，可能是译者的手民之误或甚至蓄意更改经文。现在这些书卷显示，许多差异其实是由于他们使用不同的希伯来语文本所促成的。这件事也帮助研究人员明白，早期基督徒引用《希伯来语经卷》时，为什么有时措辞跟马所拉文本不一样。[7]
圣经考古学研究
死海古卷让考古学家知道一世纪的前后，犹太教内部已出现改革的形势。一些犹太教的苦行僧避居死海旁的荒山野地苦修和抄写《圣经》。
因此，这个圣经书卷和残篇的宝藏，对于研究《希伯来语经卷》的传抄提供极佳的帮助。《死海书卷》确定了《七十子士本》和《撒马利亚五经》在文本校勘方面的价值。每逢圣经译者考虑修正马所拉文本时，这些书卷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参考资料。在若干事例上，马所拉文本删去了耶和华的名字，新世界圣经翻译委员会却决定把这个名字恢复过来。对《死海古卷》所作的研究证实这样做是正确的。
有些书卷描述库姆兰教派的各项规条和信仰。从这些书卷清楚看出，在耶稣的日子，犹太教不只限于一种形式。库姆兰教派所谨守的传统，有些跟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所守的不同。这些差异很可能促使这个教派隐居旷野。以赛亚书40:3预告会有声音在旷野呼喊，要修直耶和华的路。库姆兰教派误以为这番话应验在他们身上。有若干书卷的残篇提及弥赛亚，书卷的作者认为他即将来临了。这件事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路加布道说，当时“民众正在期待”弥赛亚来临。（路加福音3：15。）
至若干程度，《死海书卷》帮助了解耶稣在地上传道时，犹太人过著怎样的生活。这些书卷也向研究古希伯来语和圣经文本的人提供可比较的资料。可是《死海书卷》中还有许多书卷仍需作更深入的分析和校勘，也许还会获得更多新的理解。因此，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学发现，在21世纪继续使学者和研究圣经的人深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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