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死亡的3种方式

作者：岳谬
原文：无力死亡的3种方式

偶然得知当年天网纪录片《消失的夫妻》案件里的罪犯于16年6月才被判执行死刑的事件时，我带着强烈地好奇心和不可思议的心态重温了这起案件，并写下了我对“人类死亡时无力感”的几点看法：

第一种：自杀。
第二种：他杀。分两种：1，正义与邪恶的对比。2，正义内部的冤杀
第三种：孤独个人与权力意志的对比，虐杀。

第一种自杀是消极反抗生活的方式，但这样的方式有着被哲学形而上化的意义。自杀的原因、过程以及其意义，在我的《作家为什么选择自杀以及它到底离你有多远？》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种他杀。当“正义与邪恶力量对比”时，我们的愤怒集中在了邪恶的一方，大的比如战争里的正义与邪恶的对比。比如我在书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中有过相对平衡和理智地分析。当屠杀时，愤怒可以有明确的指向，比如南京大屠杀时惨无人道的小日本。但只要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屠城”是冷兵器时代两军对垒胜利一方极其常有的事情。再比如白起、项羽坑杀俘虏等等，这样的屠杀我们的愤怒就已经稍显无力了。
这是大一点的战争，还有小一点的诸如抢劫杀人，奸杀、情杀、仇杀等等。比如这起曾经天网栏目报道的《消失的夫妻》的案件纪录。我一遍一遍地看着这个纪录，一遍又一遍对这起案件里4个男人的非人式的入室盗窃、强奸最后虐杀、抛尸荒野感到气愤。我气愤的是两点，一是罪犯最后的杀人，二是案件中夫妻二人的无力反抗，直至无力的死亡。
我上网搜索这期视频，在各处评论中网友问的最多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反抗？这个男人为什么如此懦弱？”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在书评里分析过：恐惧。恐惧使反抗能力的消失。

这起案件最后，4名犯罪分子（平均年龄23岁），2013年5月15日发生的案件，2016年6月22日才下达了死刑执行命令。另一个未成年未判处死刑。
其实，经过笔者在网上不断地查询，终于找到了关于这起案件知情人士根据法医鉴定时说的：“被害妻子，左侧乳头已经被嚼碎，右侧乳头插着牙签，并且断在了里面，全身都是数不清的抓痕、齿痕……受害丈夫头上被砸出三个洞，胸部被捅了一刀。”

如此，夫妻两人出于人类的生存的本能是反抗、挣扎过的。只不过最后都恐惧到无力了。

笔者也为这起案件设想了反抗的方式：“当男主在厨房加热红烧肉时，完全可以用锅底打晕那个付胖子，当夫妻二人最后3分钟相见时，他们应该商量着如何反抗，而不是互相安慰。”

但是我这样事后诸葛亮的看法，在夫妻二人以为罪犯会走，夫妻二人以为自己不会被杀，当夫妻二人的恐惧心理使肌肉无力时，他们便成为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让我想起了《我唾弃你的坟墓》电影里的女主角，但现实里毕竟没有电影里后面的高潮反抗，也让我想起了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它的结局或许才是现实世界里大多数的结局。这就是那残酷的现实。但是即便是如此残忍的虐杀，我们也会有一个愤怒对象的集中点，就是邪恶的一方终将被绳之以法。
但是关于恐惧而产生的反抗能力的消失，在“正义内部”的荒诞事件中我们的愤怒却被无形的消解了。

比如这两起令全国震惊的冤杀案件，一个是呼格吉日图案件，一个是聂树斌的案件。这两起案件的具体过程、原因和结果我不再赘述。大家可以在网上、报纸、杂志上看到。

这就是“他杀”里涉及到了一个人与整个权力意志、国家机器相抗衡的情况，这也算是虐杀，如此便上升到了第三种无力的死亡方式上了。

就像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里描写的那样，老K被莫名其妙的逮捕，莫名的审判，最后莫名的杀死一样。
如此胆寒的还有诸如两站时期苏联的“大清洗”，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文革”，你一个人面对整个权力机器的时候，你的死亡就变成了“毫无意义”，这是现代社会里最恐惧，也是最无力的死亡方式了。

就像老年的昆德拉描述着这个世界该到了“庆祝无意义”的时代了。在荒诞的20世纪过后，进入21世纪，时代的“世纪病”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它有着直指“荒芜”的趋势，这才是最令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一幕又一幕的一言不合就杀人的荒诞的事件活生生的上演着。那些诸如南大碎尸案的世纪之案还悬而未决的时候，恐怖主义、暗杀、残忍的情杀、仇杀、虐杀、奸杀甚至是因为2毛钱、一元钱的怒杀等等都在增加着这个社会的烦躁感与不稳定因素。

于此时，当我再次看过这个报道时，我写下了如下的话：
很久很久以前，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在想，做一个好人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吗？
小学时，一个班级里，在我们孩子简单的眼里，身边的同学被分为好的，坏的。好学生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坏学生抓紧一切时间玩。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能看到打架、互殴、大波群殴等等，在《古惑仔》里你更能看到。所谓年轻气盛，青春无处安放而已。
初高中时，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好学生，但是随着成绩的一次次下降，我在好与坏之间开始了艰难的抉择，也就是在这青春期时，我与母亲爆发了最大的冲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自杀、死亡、情杀、他杀、抑郁症等一切有关死亡的问题使我痴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迷上了一位哲学家尼采，庆幸我当时不是迷上了叔本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尼采的哲学曾经也被冰心迷恋过，《超人》里那简单幼稚的世界观，说实话，在那个时候的我不能站在辩证思维里，我只能在或左或右中选择一方。当时我就是站在“或右一方自诩为超人和忍者”的孩子。

直到大学，某一个下午，我看完了法国作家加缪的《局外人》，那一刻，我的世界观真正被颠覆。我用了后2年的时间看了加缪所有的书与一些传记后，我明白了这样一条逻辑：“接受——反抗——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我给自己划了定位，我处在“接受”与“反抗”之间。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反抗者”，总要先经历些什么，接受些什么，然后在一次又一次“推石上山”的过程里过渡到开始思考“是”与“否”的“反叛者”，而后，不管你是在被生活“流放”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王国”，你都已经可以用极其冷峻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事物了。
这个时候，你方可从“认识你自己”到“成为你自己”直到“找到你自己”，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朝着“超人”的方向，傲视群雄。但很明显，这是后话。
于今，诸如聂树斌、诸如呼格吉日图，类似这两对小夫妻，他们还没来及成为“反抗者”就被荒诞的杀死。“荒诞”一词，我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词汇，没有之一。他们对待生活，根本就不是“接受”，而是“顺从”。落实到此案，我可以将之理解为是一波“坏学生”把两个“好学生”奸杀了。这类的事情不断地发生，给我的启示，所谓“现代启示录”是什么呢？
就像NBA的球员交易一样，“商业就是商业”，就像两次大战一样，“战争就是战争”，就像诸如大清洗、文革等等，“人性就是人性”。很久以前，梁漱溟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今天李泽厚也在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19世纪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开头给出了每一个时代最完美的答案：“最好也是最坏”。我认为这顶如没说，因为人性就是这样两可的答案。
我认为：每一个所处的时代都是最糟糕的。因此，我们要反抗。消极的就是日趋严峻的“自杀”事件，积极的就是成为“超人”，直到你不会荒诞地死去。成为“超人”后的死亡可以最大限度的克制荒诞的发生，最起码，你的死亡可以换回一个你的好人的身份，否则，我们毕生成为一个好人有他妈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