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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为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吸收的台湾竹联帮首任总堂主陈启礼，率吴敦和董桂森二名手下，前往美国执行“锄奸计划”。10月10日，三人找到住在加州德里市的刘宜良，进行跟踪。10月15日上午九点，当刘宜良在住处吃完早餐，到楼下准备开车前往旧金山渔人码头的礼品店。事先埋伏的董桂森等人，进行暗杀。董桂森持左轮手枪朝刘宜良眉心开了一枪，刘当场倒毙，吴敦再朝刘的胸部、腹部开了二枪确认[2]。三人在结束任务后，逃回台湾。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此案件进行调查。
美国国务院对此事件表达愤怒，因为国外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美国公民，使得美台关系跌入谷底。美国方面通过对台情治单位监听的电话录音，迅速找到陈启礼拨打回台的电话内容，并向新闻界透露已经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情治人员介入此案，向台湾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交出幕后元凶。
崔蓉芝后来嫁给资深新闻媒体人陆铿，2007年初随陆铿回云南老家居住。[2]
董桂森则潜逃海外，后于巴西被捕，引渡到美国。1991年2月，在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斗殴事件中被刺杀身亡。
陈启礼与参与刺杀的吴敦等涉案人员均被判无期徒刑，两人被监禁6年多即减刑出狱。吴敦等人2004年出狱后上谈话节目，分享坐牢经验时说，因为其与陈启礼暗杀刘江南的“爱国”行为，享受在狱中有烟抽、有电磁炉可煮龙虾，一般囚犯所无的特权生活。[4]
汪希苓被判无期徒刑，并享有在家坐牢的优厚礼遇，闭门在家6年多后“出狱”。[4]
陈虎门出狱后，曾接受记者采访指出，当时刘宜良身为情报局在美工作人员，曾表示要推介其策反的中共干部崔阵，情报局派出第五处卢梓宏上校及第二处廖文中上校两人赴美与他们见面。 大家在旧金山一处餐厅见面后，卢和廖两人发现崔阵的身份颇有可疑之处，“江南”又语多闪烁。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餐厅内竟有人偷拍他们的照片。由于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江南”提供中共情资，结果却在比对资料时发现有误，此次再发生泄露我方人员行踪的可疑状况。因此前述两人回台之后立刻提呈报告，详细列数前述事项，并且建议局方采取“断然手段”处理，汪希苓于是下达制裁令，由陈虎门主签决定“制裁”刘宜良。执行者就由正在陈虎门手下受训的陈启礼、帅岳峰两人负责。
陈虎门说：“……外面的人说，制裁‘江南’是因为他写了《蒋经国传》或是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这都是没有的事，案子是我签报的，我会不知道？……”。
陈虎门表示：“情报局的行动就只有两种，一是‘制裁’，另一是‘破坏’，所以‘制裁’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至于当年在庭上所提出的‘教训’说法。”陈虎门笑着说，“我们当年在庭上说的都是真话，就只有这个所谓‘教训’是假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不得不顾及大体。其实我们制裁叛逆，有什么不可以？”
陈虎门表示：“当时因为‘江南’拿了我方（中华民国）的钱，结果也帮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事，才决定要制裁双面间谍。不过他也承认我方一直是到案发后，美方调查人员抵台，才发现原来刘宜良同时也是联邦调查局线民。”
他说：“我们（指情报局）如果事先就知道他也是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事，可能就会慎重考虑了”。
同年七月廿八日，陈启礼请电影导演白景瑞出面再次邀请我、蒋纬国、汪希苓、林文礼……等人聚餐，我仍未参加，陈启礼私下向汪希苓表示愿为国家做事的意愿。八月二日，陈启礼赴情报局永康街招待所餐叙……八月十四日陈启礼化名郑泰成前往情报局训练中心讲习四天半……九月初陈启礼偕吴敦赴美……联系董桂森，三人共同谋议（刺杀江南）……但因陈等对美国环境不甚熟悉，事后作案车子等工具又弃置于现场，到处留下破绽，因此美方立即循线查获……十一月十二日，政府实施一清专案，陈启礼因组织不良帮派涉嫌叛乱，为警总签发拘票交警局拘提到案。”[8][9]
至于蒋孝武，他确实与江南案无关。张安乐后来澄清了这点。名嘴王瑞德于节目中表示，该书里面包括张安乐先生，在当时接受美国CBS，跟平面华文的报纸采访，而其中有一段，张先生已经承认是他杜撰的；这卷录音带是陈启礼和蒋孝武谈的时候录音的，录音带里面是蒋孝武自己的声音，这一段是杜撰的；当时因为想把层级拉高一点，才能救陈启礼与董桂森，但此说法应为片面之词，现已无法考据真实性。[12]
《中国时报》的记者林博文说，历史有明流暗流，暗流有时比明流影响都大，江南案就是极大影响国府历史发展的暗流。刘宜良是要写博士论文，以《蒋经国传》为题目，后来报纸连载，蒋经国就派人劝阻，后刘宜良接受老长官夏晓华的意思，把蒋传的后三章改了，拿了改版费，也答应写些美西见闻给夏，每月拿几百美金。刘宜良与情报局的关系，最多就是写了些美西观察给他的老长官夏晓华，他不是间谍，他之死，就是为了要写《吴国桢传》，他也不知这会遭杀身之祸，他连被警告都没有。结果，他之被害，是毁了“一制”，国府的威权制遭到痛击，使其无法顺利转型，弄出后来阵痛不止，一直到今天。[15]
高雄应用科大前校长吴建国于2018年一月发表新书。他在书中认为，蒋经国第一任总统时的作为，相对还是保守，第二任期大刀阔斧推动解严与民主化，并宣示蒋家人绝不接任总统，应该是受到十信案、江南案的冲击，被迫将布局转而开放，但这个“破局”却也使他赢得更高历史地位。前总统马英九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蒋经国解除戒严不只因为江南案或十信案，而跟当时的两岸情势和国际关系有关。[16]
江南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俗谓“刘江南”）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到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雇用的台湾黑道份子刺杀身亡。内情曝光后台美关系顿时紧张，中华民国方面虽然承认江南案为情报局官员主使，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高层授意，并逮捕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当时竹联帮张安乐指控蒋孝武可能是幕后主使。江南案告一段落后，蒋孝武于1986年3月奉派至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并长期留在驻外单位，在蒋经国总统任内都未再回到中央政府。对此，坊间有人解读为“谪放外地”。后来张安乐明白表示，系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故意说还有一卷录音带指控蒋孝武，其实，他并没有证据证明蒋孝武涉案[1]。
此案的事件经与陈文成命案、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等综合改编后成为2009年电影《被出卖的台湾》的主题。
当时竹联帮张安乐指控蒋孝武可能是幕后主使。江南案告一段落后，蒋孝武于1986年3月奉派至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并长期留在驻外单位，在蒋经国总统任内都未再回到中央政府。对此，坊间有人解读为“谪放外地”。后来张安乐明白表示，系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故意说还有一卷录音带指控蒋孝武，其实，他并没有证据证明蒋孝武涉案[1]。
此案的事件经与陈文成命案、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等综合改编后成为2009年电影《被出卖的台湾》的主题。
目录
始末
凶手返台及案件审判
陈启礼返回台湾后不久，便因当年11月12日展开的“一清专案”扫黑行动而被逮捕。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三人经两次减刑后，服刑六年余假释出狱。1月13日，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卷入“江南命案”。[3]案情延烧影响台美关系
3月1日，陈启礼的手下张安乐（绰号白狼），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矶台湾人社团所召开的“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美国国务院对此事件表达愤怒，因为国外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美国公民，使得美台关系跌入谷底。美国方面通过对台情治单位监听的电话录音，迅速找到陈启礼拨打回台的电话内容，并向新闻界透露已经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情治人员介入此案，向台湾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交出幕后元凶。
蒋经国政府反应
7月1日，蒋经国下令取消“国防部情报局”编制，将该局业务与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1958年由国防部二厅改组而成）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郝柏村负责指挥。该局局长由原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担任。此后，情治系统出身的情报人员不得升任局长，情治首长出缺时，皆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统人士。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在美国控告中华民国政府，1990年获得赔偿145万美元和解。案后各当事人情况
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两岸，被指涉案的蒋孝武固然全身而退，然而也被外放日本和新加坡，逐渐淡出政府决策的核心。崔蓉芝后来嫁给资深新闻媒体人陆铿，2007年初随陆铿回云南老家居住。[2]
董桂森则潜逃海外，后于巴西被捕，引渡到美国。1991年2月，在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斗殴事件中被刺杀身亡。
陈启礼与参与刺杀的吴敦等涉案人员均被判无期徒刑，两人被监禁6年多即减刑出狱。吴敦等人2004年出狱后上谈话节目，分享坐牢经验时说，因为其与陈启礼暗杀刘江南的“爱国”行为，享受在狱中有烟抽、有电磁炉可煮龙虾，一般囚犯所无的特权生活。[4]
汪希苓被判无期徒刑，并享有在家坐牢的优厚礼遇，闭门在家6年多后“出狱”。[4]
原因
“江南”著《蒋经国传》，涉及许多当局机密。图为蒋经国。
刘宜良遗孀－崔蓉芝说法
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坚称“江南”之死必然与蒋经国有关，并因此指称事件并没有水落石出，否认刘宜良涉及情报工作。崔蓉芝坚称：“刘宜良因著《蒋经国传》且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而被蒋孝武指使情治单位派人所杀害[5]。”刘宜良好友－陈治平说法
陈治平是江南被枪击时，第一个赶赴案发现场的江南好友之一。根据他的回忆，江南为人热心率直，记者的身份使他能深入了解、取得一般人所无法得到的资料。他所执笔的《蒋经国传》事实上1975年便已在香港发表，到了1983年，在台湾记者阮大方的邀请下，江南重新增修《蒋经国传》并重新刊行，一时造成风靡。然而这时蒋经国已是中华民国总统，江南所写的许多事情涉及机密，再加上又传出他即将编撰《吴国桢传》，因而埋下杀机。事发后阮大方也以事情因己而起、过意不去，组成了“江南委员会”，间接促成案件侦破。[6]涉案人（前情报局副处长）－陈虎门说法
 | 此章节未列出参考或来源。 |
陈虎门说：“……外面的人说，制裁‘江南’是因为他写了《蒋经国传》或是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这都是没有的事，案子是我签报的，我会不知道？……”。
陈虎门表示：“情报局的行动就只有两种，一是‘制裁’，另一是‘破坏’，所以‘制裁’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至于当年在庭上所提出的‘教训’说法。”陈虎门笑着说，“我们当年在庭上说的都是真话，就只有这个所谓‘教训’是假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不得不顾及大体。其实我们制裁叛逆，有什么不可以？”
陈虎门表示：“当时因为‘江南’拿了我方（中华民国）的钱，结果也帮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事，才决定要制裁双面间谍。不过他也承认我方一直是到案发后，美方调查人员抵台，才发现原来刘宜良同时也是联邦调查局线民。”
他说：“我们（指情报局）如果事先就知道他也是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事，可能就会慎重考虑了”。
郭冠英的观点
新闻局前驻外官员郭冠英看法跟陈虎门类似，同样认为情报局怀疑江南背叛，加上情报局长不喜欢江南，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情报局由怀疑江南背叛变成了确定江南背叛才痛下杀手。 不过郭认为一开始怀疑江南背叛有可能是误会，是去策反中共官员的我方情报人员夸大了情况，应该进一步确认。 [7]当时担任国安局长 － 汪敬煦的回忆录
“民国七十三年元月，政府决心清除流氓，警政单位再三重申限期自动办理登记……有人透露消息给竹联帮首脑陈启礼，要他一定要去登记；但是陈启礼因竹联帮涉及多起杀人、勒赎案不敢去登记，为逃避扫黑，试图投靠情治单位藉以脱罪，于是找上曾任老总统侍从、与官邸关系颇深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陈启礼想了一个点子，于七十三年六、七月间，由陈立夫和蒋纬国作东，邀请我、警备总司令陈守山、汪希苓、调查局长阮成章等人聚餐……当天我让国安局主秘代表赴宴，陈守山、阮成章等也未参加。同年七月廿八日，陈启礼请电影导演白景瑞出面再次邀请我、蒋纬国、汪希苓、林文礼……等人聚餐，我仍未参加，陈启礼私下向汪希苓表示愿为国家做事的意愿。八月二日，陈启礼赴情报局永康街招待所餐叙……八月十四日陈启礼化名郑泰成前往情报局训练中心讲习四天半……九月初陈启礼偕吴敦赴美……联系董桂森，三人共同谋议（刺杀江南）……但因陈等对美国环境不甚熟悉，事后作案车子等工具又弃置于现场，到处留下破绽，因此美方立即循线查获……十一月十二日，政府实施一清专案，陈启礼因组织不良帮派涉嫌叛乱，为警总签发拘票交警局拘提到案。”[8][9]
白狼 － 张安乐的说法
1985年3月间，当时在美国的张安乐，出席一场座谈会时，公布江南案相关细节，但最后因涉及毒品交易罪遭美国政府判刑入狱10年。[10]《竹联帮兴衰始末》之一段记载了他对于江南案的回应：“国民党连帮派都不如，帮派至少讲点道义，国民党却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11]而张因透露江南案部分消息，并于其中杜撰许多未发生之情节，遭陈启礼所不齿，认为其“背叛国家及帮派”。至于蒋孝武，他确实与江南案无关。张安乐后来澄清了这点。名嘴王瑞德于节目中表示，该书里面包括张安乐先生，在当时接受美国CBS，跟平面华文的报纸采访，而其中有一段，张先生已经承认是他杜撰的；这卷录音带是陈启礼和蒋孝武谈的时候录音的，录音带里面是蒋孝武自己的声音，这一段是杜撰的；当时因为想把层级拉高一点，才能救陈启礼与董桂森，但此说法应为片面之词，现已无法考据真实性。[12]
主谋
早期不少人认为主谋是蒋经国或是蒋家人[4]，不过这种看法缺乏进一步的人证物证支持。目前主流看法是蒋经国跟蒋家人都不是主谋，主要策画者是情报局的高层，刺杀理由是因为种种原因认为江南背叛情报局。[13]评论
柏杨说，蒋氏家族的独裁暴政直到江南案后才告终结。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柏杨说，“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14]《中国时报》的记者林博文说，历史有明流暗流，暗流有时比明流影响都大，江南案就是极大影响国府历史发展的暗流。刘宜良是要写博士论文，以《蒋经国传》为题目，后来报纸连载，蒋经国就派人劝阻，后刘宜良接受老长官夏晓华的意思，把蒋传的后三章改了，拿了改版费，也答应写些美西见闻给夏，每月拿几百美金。刘宜良与情报局的关系，最多就是写了些美西观察给他的老长官夏晓华，他不是间谍，他之死，就是为了要写《吴国桢传》，他也不知这会遭杀身之祸，他连被警告都没有。结果，他之被害，是毁了“一制”，国府的威权制遭到痛击，使其无法顺利转型，弄出后来阵痛不止，一直到今天。[15]
高雄应用科大前校长吴建国于2018年一月发表新书。他在书中认为，蒋经国第一任总统时的作为，相对还是保守，第二任期大刀阔斧推动解严与民主化，并宣示蒋家人绝不接任总统，应该是受到十信案、江南案的冲击，被迫将布局转而开放，但这个“破局”却也使他赢得更高历史地位。前总统马英九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蒋经国解除戒严不只因为江南案或十信案，而跟当时的两岸情势和国际关系有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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