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4月14日，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法国阿尔斯通集团锅炉部全球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刚下飞机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逮捕。
这场抓捕不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行为，而是美国政府针对法国阿尔斯通的系列行动之一。之后，美国司法部指控皮耶鲁齐涉嫌商业贿赂，并对阿尔斯通处以7.72亿美元罚款。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最终被行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阿尔斯通这家曾经横跨全球电力能源与轨道交通行业的商业巨头，因此被美国人“肢解”。而皮耶鲁齐直到2018年9月才走出监狱，恢复自由。
在《美国陷阱》一书中，皮耶鲁齐以身陷囹圄的亲身经历披露了阿尔斯通被美国企业“强制”收购，以及美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内幕。
阿特顿法官认可霍斯金斯的律师提出的一些理由，并撤销了 一部分指控。但是，该案很有可能会被转移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手中。这对我来说将是最糟糕的灾难。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再 等待两年、三年，甚至是五年。我不敢去想！我必须做出反应， 否则我会崩溃。我必须想办法，但办法只有一个——请求对我的案件做出判决，寄希望于主审法官能够理解我现在处于多么举步维艰的境地。这是一场冒险，意味着我有可能要回到监狱待上许 多年。但无论如何，我都要尝试一下，这是我手里的最后一张底 牌。2016 年 9 月 1 日，我向斯坦提出申请，要求对我的案件做出判决。
3 个月后，我即将成功。但就在这时，检察官向斯坦施压， 于是他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又撤回了我的判决申请。而我直到 2016 年 12 月中旬才得知此事。我的辩护人无耻地欺骗了我，我 感觉自己一下子掉进了黑洞。我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但我没有 钱去再请一位新律师。显然，我同隧道的尽头还相距甚远，甚至无法知道是否真的有尽头。我和克拉拉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顶点，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这种噩梦般的境况使我们日渐疏远，频频争吵。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我沉浸于工作、 讲座、应酬中，甚至帮助经济学家克劳德·罗歇于 2015 年 11 月 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组织了一场为期半天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阿尔斯通之后，会轮到谁？”我拿着朝圣者之杖帮助 这些公司，被来自法国和外国的邀请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去参加 各种讲座（当然还是限制在保密范围内），先后到过西班牙、英国、 波兰、德国、比利时、斯洛伐克、瑞典、瑞士、荷兰。这些讲座都非常成功，于是我着手创办一家与腐败行为做斗争的企业咨询 公司。虽然我还不能从中赚钱，但公司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我特 殊的经历正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我帮助法国人民树立起了这方面的意识。
2016 年 12 月，以法国社会党人、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的名字命名的《萨潘第二法案》，也就是新的法国《反腐败法》，在法国官方公报中刊出。参考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推荐的方式，它 要求所有营业额超过 1 亿欧元，并且雇员超过 500 名的法国公司 都要设置反腐败机制。这项法律还引入了一项《公共利益司法公约》，其灵感来自《推迟起诉协议》，这是一项允许公司在不认罪的情况下承认某些事实的协议。《公共利益司法公约》是法国刑 事诉讼中的一次小型革命，虽然这项法律并不完美，但却是保护 法国公司免受美国或英国干预的第一步。于是，法国立刻设立了 一个反腐败机构。令人遗憾的是，米歇尔·萨潘是在一家地点设 在巴黎的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和法国 - 美国联合基金会共同举办 的研讨会上，向专业人员介绍这个机构的。他难道找不到更好的 场合吗？为何不让法国律师事务所做他的第一批听众呢？大西洋主义，余威犹在。
阿尔斯通最近没有什么新闻，除了因被强制向通用电气出售业务的丑闻重新回到大众视线而成为政治领域里的一个话题。几 位总统候选人在第一轮电视辩论中都提到了这个事件，他们竞选 班底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联系过我，但我希望与他们保持距离，不 想再被当成工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关于右派、左派、中间派的 问题，更不用说极端派，而是关系到法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 应当超越法国党派纷争。当然，还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以及最低限度的勇气。
美国方面，检察官把我的判决日期定在 2017 年秋天。为什 么要等这么久？他们想在选举期间让我噤声吗？
现在我必须做好准备，完成最后几步，为我的量刑报告全力以赴。负责编写报告的缓刑监督官需要与被告沟通，听取被告对事实的描述，并在考虑相应的量刑准则的前提下，向法官提出刑期的建议，说明被告是否存在再次犯罪的风险，以及需要法官考虑的被告个人情况。这一切是如此合乎情理，为公平正义的美国“神话“添砖加瓦，但是很快，我大失所望！虽然我希望利用这个 机会解释我在阿尔斯通内部的具体职责，尤其是说明我在公司的 责任等级，但是斯坦阻止了我：“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背叛了检察官。缓刑监督官唯一想听的就是，你是个好爸爸、好丈夫、受人尊敬的社区成员，你每周日都上教堂做礼拜。”那就这样吧！电话访问只持续了 20 分钟，缓刑监督官没有问我任何关于塔拉罕项目，甚至关于阿尔斯通的问题。
为了让我的故事被人知晓，现在我只能依靠陈情书来为自己辩护。我要求做出服刑判决，即与我已经服过的刑期（在怀亚特 看守所的14 个月）相对应。斯坦同意了。他认为，我重返监狱 的风险“微乎其微”。但是，正当一切似乎都已步入正轨时，几天后情况再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了反转。
2017 年 8 月底，斯坦向我发出了警告： “我们有麻烦了。我刚刚收到检方的书面结论。我们需要尽快谈一谈。”
读到这份文件时，我极为愤怒，但更多的是有些惊慌失措。 美国检察官对我提出了新的指控。首先，他们认为我从这个案件中牟取了私利。当然，他们知道我从未以任何形式碰过贿款，一分钱都没有！但是现在，他们盯上了公司在塔拉罕项目合同签订那年给我发放的奖金。和任何一位高管一样，我确实得到了奖金， 金额相当于工资的 35%。但是，经过核算，我可以确认，在我当年的奖金中，塔拉罕项目的奖金只有 700 美元。如此微薄的一笔钱，还是我工资的一部分，居然被用来指控我。这简直太疯狂！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最糟糕的还在后头。检察官在他们的结论中重新计算了我的刑期范围。他们给我加了 4 项指控（这可被转化为长达数年的监禁），声称我是这项阴谋的“主谋”。这真是糟糕透了！在持续 4 年的诉讼程序中，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指控，甚至连暗示都不曾有。相反，诺维克从一开始就指出， 我只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为什么到了今天，他却来了个 180 度 大转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主谋。”斯坦解释道。阿尔斯通支付了美国有史以来在腐败案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罚款，因此，在美国检察官看来，在不处罚“主谋”的情况下结案是不可想象的。 而现在，他们能够拿来展示的“猎物”还剩下谁呢？罗斯柴尔德？ “不可能，”斯坦说，“他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准赦免协议，大概是因为与美国司法部进行了合作。”彭波尼？他都不在人世了。霍斯金斯？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还会不会被审判。柏珂龙？他成 功地逃脱了美国司法部的严惩。剩下的只有皮耶鲁齐——倒霉的 替罪羊。这个案子结束后，检察官可以夸口说他们捉住了犯罪组 织的主谋，从而加官晋爵、步步高升。这也能解释他们为何希望 我在另一个案件中也被安上同样的罪名，即巴哈二期项目的合同 （印度修建的燃煤锅炉工程）。这笔交易是在我离开那个职位两 年后才敲定的，而且阿尔斯通根本没有针对该案认罪！卑鄙—— 我找不到别的词形容我的感受。这一切还有什么道德可言？
但是，面对这样的不公，我又能有什么对策呢？我的回旋余地是零。要么我接受美国司法部官员的“胯下之辱”，祈祷法官主持的庭审尽量顺利；要么我不去参加庭审和宣判，从此溜之大吉。但不去参加庭审的后果会非常可怕，为我提供担保的两位美国朋友将会无家可归，我将成为国际通缉令上的在逃人员。于是， 被裹胁与逼迫着，我只能在这起明目张胆的敲诈面前屈服。我同 意在 2017 年 9 月底回到美国接受审判。
审判时刻
2017 年 9 月 25 日，距离我的庭审开始还有几分钟，我在法庭里等待着，呆呆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巨幅画像。这是一幅高度超 过 1.5 米的肖像画，画的正是美国联邦法官珍妮特·邦德·阿特顿。 画中人 70 多岁，身材高挑、纤细，满头金发，仪态优雅，眼神坚定，散发着美国东海岸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特有气质。她（2015 年两次批准阿尔斯通延期付款）处理我的案件已经 4 年多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是，决定我此后人生走向的正是她。我事先打听过，只知道她以前是一位劳工律师，由克林顿提名为联邦法官，她在我老东家的案子中表现得较为通融，甚至显得有些过于宽厚。
尽管斯坦向我保证，诺维克对我们准备的陈情书非常满意， 但我还是很害怕，我害怕我可能会再次回到监狱。原因是，虽然 陈情书基本就是空洞无物的，但我服从了他们所有的命令。10点的钟声敲过，珍妮特·邦德·阿特顿宣布我的庭审开始：
“早上好。请坐。皮耶鲁齐先生，你读过缓刑监督官的报告吗？”
“是的。”
“你理解报告的内容吗？”
“我理解，法官大人。”
“就报告的内容，你回复过缓刑监督官吗？”
我非常想告诉她，我对从检察官的结论中复制粘贴过来的每 一句话都有异议。我不接受他把我的身份定义为“主谋”，也不接受针对我的我从不知道的印度案件的指控，我从来没有参与过那么多行贿案件……但是为时已晚。如果我胆敢在法庭上冒这种风险，我就要倒大霉，10 年的牢狱之灾将等着我。这时，牢笼开始关闭。我的心紧紧揪成一团，只能小声地回答道：
“是的，法官大人。”
“好，既然如此，那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具体量刑吧。”
阿特顿开始计算我的“分数”，仿佛是营业结束后盘点进账的杂货店老板。
“行贿罪，12 分。接下来，因为有好几笔贿赂，我们要加 2 分。 之后，还要考虑到印度尼西亚塔拉罕项目和印度巴哈二期项目取得的利润，这些是 20 分。由于贪腐人员身处官方职位，要加上 4 分。您是贿赂行为的主谋，这又是 4 分。最后，因为您承认自己 负有个人责任，减去 2 分。”
“政府是否同意再给他减掉 1 分？”
“可以。”诺维克检察官回答。
“很好。所以就是 29 分。”
“39 分。”诺维克说。“对，是 39 分，谢谢提醒。由于皮耶鲁齐先生没有犯罪前科， 他属于第一类人，因此刑期应当是 262~327 个月。”
我再一次克制自己不要发怒。我听从了斯坦的建议，接受了控方提出的所有条件，结果却无意间将我的理论刑期大大增加。现在我面临着长达 27 年监禁的风险。
“当然，皮耶鲁齐先生并没有参与阿尔斯通所有的非法行为。 的确，这家公司内部存在腐败现象，这一点也在阿尔斯通的认罪 协议中得到了印证。”
至少，诺维克承认我不是唯一的责任人。一点儿都没错。但 是，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让他对我宽大处理：
“尽管如此，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罪行仍然非常严重。 正如美国政府方面强调的，这种腐败现象反映在阿尔斯通公司负 责人的行为中，他们未能履行道德、伦理和法律赋予的义务。” 随后轮到我朗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来进行总结陈词。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请求家人和亲朋好友原谅我的行为。整场“法 庭辩论”只持续了 38 分钟，我与法官唯一的“交流”只限于朗读我的忏悔书。阿特顿法官在给我判刑之前，没有问过我任何问题。现在，她独自离开了法庭，思考该用多长的刑期折磨我。半 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没有回来。在无休止的等待中，我没有跟斯坦说一句话。他知道自己的表现很糟糕，他从不反驳检察官的 “策略”，这无异于自取灭亡。
我转身向我的父亲望去。他坚持要陪我参加这次审判。他不太会说英语，听不太懂庭审的内容。但是真的有什么需要听懂的吗？汤姆陪在他身边，为他翻译法庭上的只言片语。他的脸色变 得惨白。40 分钟后，阿特顿法官回来了，要求所有人坐下来聆 听判决结果。那一刻，我已经心如明镜，我肯定要回到看守所里， 只是不知道要待多久。阿特顿法官开始宣读判决：“皮耶鲁齐先生提到，他深爱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家人。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所作所为产生的后果。”看吧，道德宣讲课开始了。她接着说：“那些受贿的官员挪用了自己国家本就不太丰饶的资源。在这些国家建立民主体制的努力，因国际商人不光彩的行径而变得遥不可及。坦白地说，在皮耶鲁齐先生 的忏悔书中，没有任何为此道歉的内容，他只关注自己的家人，本庭对此感到失望。”也就是说，阿特顿法官认为，我应当为第 三世界国家的腐败现象“道歉”。这可真是滑稽——美国政府扶 持苏哈托政权统治印度尼西亚达几十年之久，为其提供军事保护， 作为交换，美国能够获取它的主要自然资源，并最终让那里成为腐败猖獗的国家！这位法官堪称完美地体现了美国式虚伪。
但是，现在不是应该愤怒的时候。她终于宣布了判决：“这个判决是一种警示，既针对涉案人本身，也针对其他为了项目和利润在第三世界国家牟取好处的商人。皮耶鲁齐先生，请起立。基于以上原因，您被判处 30 个月的有期徒刑。您必须在 10 月 26 日中午到拘留中心报到。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随后会向您发 出通知。”
晴天霹雳！就在昨天，斯坦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再回到监狱，而我最后也被他说服了。我真是个傻子，居然相信他的话。 现在，算上在怀亚特看守所度过的时间，还有因表现良好而获得的宽大处理，我还得在监狱里服刑 12 个月！我是被诅咒了吗？ 我的家人呢，他们是做错了什么，要遭到这样的惩罚？我回头看 了看父亲，我的朋友琳达和汤姆正在向他解释判决的内容。我尽 力安慰他：“别担心，我会挺过去……至少，12 个月之后，我又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父亲始终沉默着，悲伤地望着我，他被这个消息击垮了。
我怒气冲天。这些都让我感到愤怒。斯坦、检察官、法官、 司法体制、阿尔斯通、柏珂龙……都令我生气。特别是，我生自己的气。我怎么能够对美国的司法部门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逃过一劫呢？现在我不得不把结果告诉克拉拉……
斯坦与检察官进行交涉，试图让我返回法国，一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接受监禁。我躲到没人的地方给克拉拉打了个电话，一向坚强的她也崩溃了。
对我的判决异乎寻常地严厉。康涅狄格州此前从未审理过违 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案件，阿特顿法官希望树立一个典 型，而为此买单的却是我。为阿尔斯通所有逃脱处罚的人买单的也是我！唯一令人安慰的是，我不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了。四年半以来，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当然，我害怕即将到来的牢狱生活，但 12 个月后，这场噩梦就将永远结束。所以我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为了我自己，为了克拉拉，为了蕾娅、皮埃尔、加布里埃拉、拉斐拉和所有支持我的人。是的， 我并不孤单。有他们在，这是我最大的幸运。
命运的安排多么讽刺：在我被判刑的同一天，阿尔斯通轨道 交通公司正式宣布就合并事宜开始与西门子接触。继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后，这家德国巨头也想将阿尔斯通的轨道 交通业务收入囊中。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所有内行的分析师都已经预见到了这次合并。只有柏珂龙相信专注于轨道交通业务的 阿尔斯通会有未来。他真的相信吗？那是3年前的事，没有人记得。
这场抓捕不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行为，而是美国政府针对法国阿尔斯通的系列行动之一。之后，美国司法部指控皮耶鲁齐涉嫌商业贿赂，并对阿尔斯通处以7.72亿美元罚款。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最终被行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阿尔斯通这家曾经横跨全球电力能源与轨道交通行业的商业巨头，因此被美国人“肢解”。而皮耶鲁齐直到2018年9月才走出监狱，恢复自由。
在《美国陷阱》一书中，皮耶鲁齐以身陷囹圄的亲身经历披露了阿尔斯通被美国企业“强制”收购，以及美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内幕。
阿特顿法官认可霍斯金斯的律师提出的一些理由，并撤销了 一部分指控。但是，该案很有可能会被转移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手中。这对我来说将是最糟糕的灾难。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再 等待两年、三年，甚至是五年。我不敢去想！我必须做出反应， 否则我会崩溃。我必须想办法，但办法只有一个——请求对我的案件做出判决，寄希望于主审法官能够理解我现在处于多么举步维艰的境地。这是一场冒险，意味着我有可能要回到监狱待上许 多年。但无论如何，我都要尝试一下，这是我手里的最后一张底 牌。2016 年 9 月 1 日，我向斯坦提出申请，要求对我的案件做出判决。
3 个月后，我即将成功。但就在这时，检察官向斯坦施压， 于是他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又撤回了我的判决申请。而我直到 2016 年 12 月中旬才得知此事。我的辩护人无耻地欺骗了我，我 感觉自己一下子掉进了黑洞。我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但我没有 钱去再请一位新律师。显然，我同隧道的尽头还相距甚远，甚至无法知道是否真的有尽头。我和克拉拉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顶点，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这种噩梦般的境况使我们日渐疏远，频频争吵。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我沉浸于工作、 讲座、应酬中，甚至帮助经济学家克劳德·罗歇于 2015 年 11 月 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组织了一场为期半天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阿尔斯通之后，会轮到谁？”我拿着朝圣者之杖帮助 这些公司，被来自法国和外国的邀请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去参加 各种讲座（当然还是限制在保密范围内），先后到过西班牙、英国、 波兰、德国、比利时、斯洛伐克、瑞典、瑞士、荷兰。这些讲座都非常成功，于是我着手创办一家与腐败行为做斗争的企业咨询 公司。虽然我还不能从中赚钱，但公司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我特 殊的经历正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我帮助法国人民树立起了这方面的意识。
2016 年 12 月，以法国社会党人、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的名字命名的《萨潘第二法案》，也就是新的法国《反腐败法》，在法国官方公报中刊出。参考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推荐的方式，它 要求所有营业额超过 1 亿欧元，并且雇员超过 500 名的法国公司 都要设置反腐败机制。这项法律还引入了一项《公共利益司法公约》，其灵感来自《推迟起诉协议》，这是一项允许公司在不认罪的情况下承认某些事实的协议。《公共利益司法公约》是法国刑 事诉讼中的一次小型革命，虽然这项法律并不完美，但却是保护 法国公司免受美国或英国干预的第一步。于是，法国立刻设立了 一个反腐败机构。令人遗憾的是，米歇尔·萨潘是在一家地点设 在巴黎的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和法国 - 美国联合基金会共同举办 的研讨会上，向专业人员介绍这个机构的。他难道找不到更好的 场合吗？为何不让法国律师事务所做他的第一批听众呢？大西洋主义，余威犹在。
阿尔斯通最近没有什么新闻，除了因被强制向通用电气出售业务的丑闻重新回到大众视线而成为政治领域里的一个话题。几 位总统候选人在第一轮电视辩论中都提到了这个事件，他们竞选 班底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联系过我，但我希望与他们保持距离，不 想再被当成工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关于右派、左派、中间派的 问题，更不用说极端派，而是关系到法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 应当超越法国党派纷争。当然，还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以及最低限度的勇气。
美国方面，检察官把我的判决日期定在 2017 年秋天。为什 么要等这么久？他们想在选举期间让我噤声吗？
现在我必须做好准备，完成最后几步，为我的量刑报告全力以赴。负责编写报告的缓刑监督官需要与被告沟通，听取被告对事实的描述，并在考虑相应的量刑准则的前提下，向法官提出刑期的建议，说明被告是否存在再次犯罪的风险，以及需要法官考虑的被告个人情况。这一切是如此合乎情理，为公平正义的美国“神话“添砖加瓦，但是很快，我大失所望！虽然我希望利用这个 机会解释我在阿尔斯通内部的具体职责，尤其是说明我在公司的 责任等级，但是斯坦阻止了我：“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背叛了检察官。缓刑监督官唯一想听的就是，你是个好爸爸、好丈夫、受人尊敬的社区成员，你每周日都上教堂做礼拜。”那就这样吧！电话访问只持续了 20 分钟，缓刑监督官没有问我任何关于塔拉罕项目，甚至关于阿尔斯通的问题。
为了让我的故事被人知晓，现在我只能依靠陈情书来为自己辩护。我要求做出服刑判决，即与我已经服过的刑期（在怀亚特 看守所的14 个月）相对应。斯坦同意了。他认为，我重返监狱 的风险“微乎其微”。但是，正当一切似乎都已步入正轨时，几天后情况再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了反转。
2017 年 8 月底，斯坦向我发出了警告： “我们有麻烦了。我刚刚收到检方的书面结论。我们需要尽快谈一谈。”
读到这份文件时，我极为愤怒，但更多的是有些惊慌失措。 美国检察官对我提出了新的指控。首先，他们认为我从这个案件中牟取了私利。当然，他们知道我从未以任何形式碰过贿款，一分钱都没有！但是现在，他们盯上了公司在塔拉罕项目合同签订那年给我发放的奖金。和任何一位高管一样，我确实得到了奖金， 金额相当于工资的 35%。但是，经过核算，我可以确认，在我当年的奖金中，塔拉罕项目的奖金只有 700 美元。如此微薄的一笔钱，还是我工资的一部分，居然被用来指控我。这简直太疯狂！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最糟糕的还在后头。检察官在他们的结论中重新计算了我的刑期范围。他们给我加了 4 项指控（这可被转化为长达数年的监禁），声称我是这项阴谋的“主谋”。这真是糟糕透了！在持续 4 年的诉讼程序中，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指控，甚至连暗示都不曾有。相反，诺维克从一开始就指出， 我只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为什么到了今天，他却来了个 180 度 大转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主谋。”斯坦解释道。阿尔斯通支付了美国有史以来在腐败案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罚款，因此，在美国检察官看来，在不处罚“主谋”的情况下结案是不可想象的。 而现在，他们能够拿来展示的“猎物”还剩下谁呢？罗斯柴尔德？ “不可能，”斯坦说，“他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准赦免协议，大概是因为与美国司法部进行了合作。”彭波尼？他都不在人世了。霍斯金斯？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还会不会被审判。柏珂龙？他成 功地逃脱了美国司法部的严惩。剩下的只有皮耶鲁齐——倒霉的 替罪羊。这个案子结束后，检察官可以夸口说他们捉住了犯罪组 织的主谋，从而加官晋爵、步步高升。这也能解释他们为何希望 我在另一个案件中也被安上同样的罪名，即巴哈二期项目的合同 （印度修建的燃煤锅炉工程）。这笔交易是在我离开那个职位两 年后才敲定的，而且阿尔斯通根本没有针对该案认罪！卑鄙—— 我找不到别的词形容我的感受。这一切还有什么道德可言？
但是，面对这样的不公，我又能有什么对策呢？我的回旋余地是零。要么我接受美国司法部官员的“胯下之辱”，祈祷法官主持的庭审尽量顺利；要么我不去参加庭审和宣判，从此溜之大吉。但不去参加庭审的后果会非常可怕，为我提供担保的两位美国朋友将会无家可归，我将成为国际通缉令上的在逃人员。于是， 被裹胁与逼迫着，我只能在这起明目张胆的敲诈面前屈服。我同 意在 2017 年 9 月底回到美国接受审判。
审判时刻
2017 年 9 月 25 日，距离我的庭审开始还有几分钟，我在法庭里等待着，呆呆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巨幅画像。这是一幅高度超 过 1.5 米的肖像画，画的正是美国联邦法官珍妮特·邦德·阿特顿。 画中人 70 多岁，身材高挑、纤细，满头金发，仪态优雅，眼神坚定，散发着美国东海岸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特有气质。她（2015 年两次批准阿尔斯通延期付款）处理我的案件已经 4 年多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是，决定我此后人生走向的正是她。我事先打听过，只知道她以前是一位劳工律师，由克林顿提名为联邦法官，她在我老东家的案子中表现得较为通融，甚至显得有些过于宽厚。
尽管斯坦向我保证，诺维克对我们准备的陈情书非常满意， 但我还是很害怕，我害怕我可能会再次回到监狱。原因是，虽然 陈情书基本就是空洞无物的，但我服从了他们所有的命令。10点的钟声敲过，珍妮特·邦德·阿特顿宣布我的庭审开始：
“早上好。请坐。皮耶鲁齐先生，你读过缓刑监督官的报告吗？”
“是的。”
“你理解报告的内容吗？”
“我理解，法官大人。”
“就报告的内容，你回复过缓刑监督官吗？”
我非常想告诉她，我对从检察官的结论中复制粘贴过来的每 一句话都有异议。我不接受他把我的身份定义为“主谋”，也不接受针对我的我从不知道的印度案件的指控，我从来没有参与过那么多行贿案件……但是为时已晚。如果我胆敢在法庭上冒这种风险，我就要倒大霉，10 年的牢狱之灾将等着我。这时，牢笼开始关闭。我的心紧紧揪成一团，只能小声地回答道：
“是的，法官大人。”
“好，既然如此，那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具体量刑吧。”
阿特顿开始计算我的“分数”，仿佛是营业结束后盘点进账的杂货店老板。
“行贿罪，12 分。接下来，因为有好几笔贿赂，我们要加 2 分。 之后，还要考虑到印度尼西亚塔拉罕项目和印度巴哈二期项目取得的利润，这些是 20 分。由于贪腐人员身处官方职位，要加上 4 分。您是贿赂行为的主谋，这又是 4 分。最后，因为您承认自己 负有个人责任，减去 2 分。”
“政府是否同意再给他减掉 1 分？”
“可以。”诺维克检察官回答。
“很好。所以就是 29 分。”
“39 分。”诺维克说。“对，是 39 分，谢谢提醒。由于皮耶鲁齐先生没有犯罪前科， 他属于第一类人，因此刑期应当是 262~327 个月。”
我再一次克制自己不要发怒。我听从了斯坦的建议，接受了控方提出的所有条件，结果却无意间将我的理论刑期大大增加。现在我面临着长达 27 年监禁的风险。
“当然，皮耶鲁齐先生并没有参与阿尔斯通所有的非法行为。 的确，这家公司内部存在腐败现象，这一点也在阿尔斯通的认罪 协议中得到了印证。”
至少，诺维克承认我不是唯一的责任人。一点儿都没错。但 是，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让他对我宽大处理：
“尽管如此，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罪行仍然非常严重。 正如美国政府方面强调的，这种腐败现象反映在阿尔斯通公司负 责人的行为中，他们未能履行道德、伦理和法律赋予的义务。” 随后轮到我朗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来进行总结陈词。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请求家人和亲朋好友原谅我的行为。整场“法 庭辩论”只持续了 38 分钟，我与法官唯一的“交流”只限于朗读我的忏悔书。阿特顿法官在给我判刑之前，没有问过我任何问题。现在，她独自离开了法庭，思考该用多长的刑期折磨我。半 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没有回来。在无休止的等待中，我没有跟斯坦说一句话。他知道自己的表现很糟糕，他从不反驳检察官的 “策略”，这无异于自取灭亡。
我转身向我的父亲望去。他坚持要陪我参加这次审判。他不太会说英语，听不太懂庭审的内容。但是真的有什么需要听懂的吗？汤姆陪在他身边，为他翻译法庭上的只言片语。他的脸色变 得惨白。40 分钟后，阿特顿法官回来了，要求所有人坐下来聆 听判决结果。那一刻，我已经心如明镜，我肯定要回到看守所里， 只是不知道要待多久。阿特顿法官开始宣读判决：“皮耶鲁齐先生提到，他深爱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家人。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所作所为产生的后果。”看吧，道德宣讲课开始了。她接着说：“那些受贿的官员挪用了自己国家本就不太丰饶的资源。在这些国家建立民主体制的努力，因国际商人不光彩的行径而变得遥不可及。坦白地说，在皮耶鲁齐先生 的忏悔书中，没有任何为此道歉的内容，他只关注自己的家人，本庭对此感到失望。”也就是说，阿特顿法官认为，我应当为第 三世界国家的腐败现象“道歉”。这可真是滑稽——美国政府扶 持苏哈托政权统治印度尼西亚达几十年之久，为其提供军事保护， 作为交换，美国能够获取它的主要自然资源，并最终让那里成为腐败猖獗的国家！这位法官堪称完美地体现了美国式虚伪。
但是，现在不是应该愤怒的时候。她终于宣布了判决：“这个判决是一种警示，既针对涉案人本身，也针对其他为了项目和利润在第三世界国家牟取好处的商人。皮耶鲁齐先生，请起立。基于以上原因，您被判处 30 个月的有期徒刑。您必须在 10 月 26 日中午到拘留中心报到。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随后会向您发 出通知。”
晴天霹雳！就在昨天，斯坦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再回到监狱，而我最后也被他说服了。我真是个傻子，居然相信他的话。 现在，算上在怀亚特看守所度过的时间，还有因表现良好而获得的宽大处理，我还得在监狱里服刑 12 个月！我是被诅咒了吗？ 我的家人呢，他们是做错了什么，要遭到这样的惩罚？我回头看 了看父亲，我的朋友琳达和汤姆正在向他解释判决的内容。我尽 力安慰他：“别担心，我会挺过去……至少，12 个月之后，我又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父亲始终沉默着，悲伤地望着我，他被这个消息击垮了。
我怒气冲天。这些都让我感到愤怒。斯坦、检察官、法官、 司法体制、阿尔斯通、柏珂龙……都令我生气。特别是，我生自己的气。我怎么能够对美国的司法部门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逃过一劫呢？现在我不得不把结果告诉克拉拉……
斯坦与检察官进行交涉，试图让我返回法国，一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接受监禁。我躲到没人的地方给克拉拉打了个电话，一向坚强的她也崩溃了。
对我的判决异乎寻常地严厉。康涅狄格州此前从未审理过违 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案件，阿特顿法官希望树立一个典 型，而为此买单的却是我。为阿尔斯通所有逃脱处罚的人买单的也是我！唯一令人安慰的是，我不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了。四年半以来，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当然，我害怕即将到来的牢狱生活，但 12 个月后，这场噩梦就将永远结束。所以我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为了我自己，为了克拉拉，为了蕾娅、皮埃尔、加布里埃拉、拉斐拉和所有支持我的人。是的， 我并不孤单。有他们在，这是我最大的幸运。
命运的安排多么讽刺：在我被判刑的同一天，阿尔斯通轨道 交通公司正式宣布就合并事宜开始与西门子接触。继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后，这家德国巨头也想将阿尔斯通的轨道 交通业务收入囊中。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所有内行的分析师都已经预见到了这次合并。只有柏珂龙相信专注于轨道交通业务的 阿尔斯通会有未来。他真的相信吗？那是3年前的事，没有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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