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我曾试图让俄罗斯走上另一条道路

 
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4月7日在《大西洋》杂志刊文称，他在上世纪90年代执政期间所实施的对俄政策是，“为争取最好的情况而努力，同时扩大北约，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克林顿在文章中写道：“当我第一次成为总统时，我说我将支持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和正常运作的民主制度的努力，但我也将支持扩大北约，以包括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和后苏联国家。我的政策是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同时为最好的情况努力。我担心的不是俄罗斯回归共产主义，而是回归极端民族主义，像彼得大帝和女皇凯瑟琳大帝那样，用对帝国的渴望取代民主与合作。我不相信叶利钦会这样做，但谁知道他之后会发生什么？”

克林顿称：“如果俄罗斯坚持走民主与合作的道路，我们将共同应对我们时代的安全挑战：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宗教和其他部落冲突；以及核、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扩散。如果俄罗斯选择恢复极端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一个扩大的北约和一个不断增长的欧盟将加强欧洲大陆的安全。在我第二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1999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加入了北约。在随后的几届美国政府中，联盟又增加了11个成员，这也是不顾俄罗斯的反对。”

克林顿称：“最近，北约的扩张被一些人批评为挑衅俄罗斯，甚至为普京入侵乌克兰打下了基础。扩张当然是一个有影响的决定，我仍然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克林顿称：“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后来的国务卿，最近去世的我的朋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是北约扩张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他的继任者桑迪·伯格以及另外两位在该领域有第一手经验的人也是如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里卡什维利，他出生在波兰，父母是格鲁吉亚人，十几岁时来到美国；副国务卿斯特普·塔尔伯特，1969年和1970年我们在牛津大学做舍友时，他翻译并编辑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克林顿称：“然而，在我提议扩大北约时，另一方有很多受人尊敬的意见。因在冷战期间倡导遏制政策而闻名的传奇外交家乔治·肯南认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北约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说，俄罗斯会感到被扩大的北约羞辱和逼迫，当它从共产党统治最后几年的经济疲软中恢复过来时，我们会看到一个可怕的反应。受人尊敬的俄罗斯问题权威迈克·曼德尔鲍姆也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认为它不会促进民主或资本主义。”

克林顿说：“我明白，重新发生冲突是一种可能性。但在我看来，冲突是否发生并不取决于北约，而更取决于俄罗斯是否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以及其如何定义自己在21世纪的伟大。俄罗斯是在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的人才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经济，还是寻求重新建立一个由自然资源推动的、以强大的专制政府和强大的军队为特点的18世纪的帝国？”

克林顿说：“我尽我所能帮助俄罗斯做出正确的选择，成为一个伟大的21世纪的民主国家。我作为总统第一次出访美国以外的地方是去温哥华，与叶利钦会面，并为俄罗斯担保16亿美元，使其有能力将俄军士兵从波罗的海国家带回家并为他们提供住房。1994年，俄罗斯成为第一个加入和平伙伴关系的国家，这是一个实际的双边合作计划，包括北约和非北约欧洲国家之间的联合训练演习。”

克林顿谈到：“同年，美国与俄罗斯和英国一起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保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换取乌克兰同意放弃当时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库。从1995年开始，在《代顿协议》结束波斯尼亚战争后，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在北约在波斯尼亚当地的维和部队中增加俄罗斯部队。1997年，我们支持北约-俄罗斯成立法案，该法案使俄
罗斯在北约事务中拥有发言权，但没有否决权，并支持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使其成为八国集团。”

克林顿说：“1999年，在科索沃冲突结束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比尔·科恩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俄罗斯军队可以加入联合国认可的北约维和部队。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为俄罗斯最终加入北约敞开大门，这是我向叶利钦明确表示的，后来又向他的继任者普京确认的。”

克林顿说：“除了所有这些让俄罗斯参与北约冷战后任务的努力外，奥尔布赖特和我们整个国家安全团队努力促进积极的双边关系。副总统阿尔·戈尔与俄罗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共同主持了一个委员会，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同意各自销毁34吨的（核）武器级钚。我们还同意将俄罗斯、欧洲和北约的常规部队从边境撤走，尽管普京在2000年担任俄罗斯总统时拒绝执行这一计划。”

克林顿提及：“总的来说，我与叶利钦会面了18次，普京会面了5次——两次是在他担
任叶利钦总理的时候，三次是在我们作为总统的任期重叠的10多个月里。这只比1943年至1991年的所有美苏领导人会议少三次。认为我们忽视、不尊重或试图孤立俄罗斯的想法是错误的。是的，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反对而扩张，但扩张的目的不只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克林顿说：“1993年我开始执政时，没有人觉得冷战后的欧洲会保持和平、稳定和民主。东德与西德的融合仍然是个大问题，旧的冲突是否会像在巴尔干地区那样在整个欧洲大陆爆发，以及前华沙条约国和新独立的苏联共和国将如何寻求安全，不仅是针对俄罗斯入侵的威胁，而且是来自彼此之间和其边界内的冲突。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可能性为中欧和东欧国家投资于政治和经济改革并放弃自顾自的军事化战略提供了最大的动力。”

克林顿说：“欧盟和北约都不能停留在斯大林在1945年强加的边界内。在捷克共和国的哈维尔、波兰的瓦文萨以及匈牙利年轻的亲民主人士欧尔班等鼓舞人心的领导人的领导下，许多曾经处于铁幕后的国家正在与欧盟和北约一起寻求更大的自由、繁荣和安全。每当我在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索菲亚等地演讲时，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挤满了广场。”

克林顿说：“正如瑞典前首相兼外交部长卡尔·比尔特在2021年12月的推特上所说：‘不是北约寻求东进，而是前苏联卫星国和共和国希望西进’。或者如哈维尔在2008年所说：‘欧洲不再是，也决不能再是，在其人民的头顶上，违背他们的意愿，分成任何利益或影响力的范围’。仅仅因为俄罗斯的反对而拒绝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就是在这样做。”

克林顿说：“扩大北约需要联盟当时的16个成员一致同意；需要有时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同意；需要与潜在成员密切协商，以确保它们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改革符合北约的高标准；还需要对俄罗斯作出近乎持续的保证。”

克林顿说：“奥尔布赖特在每一步都表现出色。事实上，很少有外交官能像玛德琳这样完美地适应他们所服务的时代。在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马德琳和她的家人曾两次被迫逃离家园：先是被希特勒，然后是被斯大林。她明白，冷战的结束为建立一个自由、团结、繁荣和安全的欧洲提供了机会，这是该大陆出现民族国家以来的第一次。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国务卿，她努力实现这一愿景，并击退威胁这一愿景的宗教、民族和其他部落的分裂。奥尔布赖特利用她著名的外交官工具箱中的每一个项目和她的国内政治智慧，帮助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在1999年加入北约扫清了道路。”

克林顿说：“其结果是，二十多年来，欧洲越来越多的地区实现了和平与繁荣，我们的集体安全得到了加强。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两倍多。自加入联盟以来，这三个国家都参加了北约的各种任务，包括在科索沃的维和部队。迄今为止，我们这个防御性联盟的任何成员国都没有被入侵。事实上，即使在铁幕倒塌后的最初几年，仅仅是加入北约的前景就有助于冷却波兰和立陶宛、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国家之间长期酝酿的争端。”

克林顿说：“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和无理入侵，非但没有让人怀疑北约扩张的智慧，反而证明了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扩张，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显然不会成为一个满足现状的大国。导致普京两次入侵乌克兰：2014年和今年2月的并不是乌克兰
加入北约的直接可能性，而是这个国家向民主的转变威胁到了他在国内的专制权力，以及对控制乌克兰土地下的宝贵资产的渴望。而正是北约联盟的力量，以及其可信的防御力量威胁，阻止了普京从波罗的海到东欧的成员的威胁。正如《大西洋》杂志的安妮·阿普尔鲍姆最近所说：‘北约的扩张是过去30年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成功的，甚至是唯一真正成功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现在就会在东德进行这场战斗’。”

克林顿称：“俄罗斯民主的失败，以及它转向复仇主义，不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催化的。这是由普京在莫斯科决定的。他本可以利用俄罗斯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惊人技能来创造一个硅谷的竞争对手，并建立一个强大的、多样化的经济。相反，他决定垄断这些能力并将其武器化，在国内推行专制主义，在国外造成破坏，包括干预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因此，我们应该支持乔·拜登总统和我们的北约盟国向乌克兰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包括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

克林顿说：“我与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最后一次谈话就在她去世前两周。她在谈话中是典型的马德琳，敏锐而直接。很明显，她想在工作中逝去，支持乌克兰人为自由和独立而战。关于她不断下降的健康状况，她（告诉我）说：‘我得到了良好的照顾。我正在做我能做的。让我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重要的是我们将给我们的孙子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克林顿说：“马德琳将她为民主和安全而奋斗的一生视为一种义务和机会。她为她的捷克遗产感到自豪，并确信她的人民和他们在中欧和东欧的邻国将捍卫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失去自由的代价’。我当总统时，她对北约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在对乌克兰的看法也是正确的。我非常想念她，但我仍然能听到她的声音。我们大家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