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潜水多年了，现在有了空儿，把一些事写出来。不是为了什么，也没有什么目的
，就当是个树洞吧。因为写的事情多多少少和化学有些关系，就发在这里了。
========================================================================
听说，人生最悲剧的就是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博士毕业了，我也离开了化学这一行。我觉得有些事，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人很难理解，
所以把一些多余的话写出来，纪念一下似水流年。回过头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说
，我这一生最好的几年都是在hood里度过的，所以似乎也应该写下来。
我对化学，似乎有一些家庭渊源。我的父亲是做化工的，母亲也曾在化学实验室里工作
。小的时候就经常到我母亲工作的地方去，看到玻璃的瓶瓶罐罐，还是颇有神秘感的。
作为小朋友，现在想，我对科学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小学生的时候就在家里电解盐水（
可不是PS上的胡扯）。本科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最后学了化学。应该说我对
quantitative的东西应该更擅长一些，本科时，物化的成绩一直比有机要好，但是因为
有一位非常inspiring的有机化学的老师，好像一切繁杂的东西，在他那里都make
sense。所以我想，最后决定来美国，读PhD，读有机，和这位老师也不无关系。记得当
年收到几个不错的offers，还曾经到版上咨询过前辈。Steve Mason教授当年刚刚把他
的组挪到了新学校。可能是比较缺人把，还主动打电话和我联系。受宠若惊之余，便从
了。于是2007年我便来到了这个东海岸还有些名气的学校。
想起来当时真是踌躇满志，斗志昂扬。拉着两个箱子在机场，真的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只差没有大喊veni, vidi, vici了。其实到了系里报道，心里还稍稍有些波澜。看得出
，这个化学系的规模其实没有我本科的化学系大。这个系里中国人向来不多，系里另一
个中国师姐当时已经五年级了。她个子很高，怀着新生对老生的崇敬，我仰望着她，清
楚的记得她说，“化学？你想想吧，能转赶紧转吧。”现在想，这真是金玉良言啊。怎
奈年轻人永远是最乐观，最大无谓的。总觉得你倒霉是你能力不行，我的路必是金光大
道，我定会与众不同的。五年后，当我因为找工作的事焦头烂额时，又想起来联系这位
师姐，却发现她在做postdoc。她说，身为人妇，postdoc亦足以…
我在A大学的头个学期大概基本在无聊中过去了。系里规定PhD学生要总共上六门课。上
课其实很轻松，感觉基本没怎么努力就拿了top grade。然后就是cume（cumulative
exam），这个可能不少系里都有吧。一般是提前几天把天南海北的考试范围贴出来，然
后晚上考试。毕业以前要拿到的八个passes，我几个月就考了下来。可能是中国人都特
别适应考试吧。系里的rotation不过是个形式，每个lab只有两周，开组会的时候去听
听就好了。系里的有机组也就几个，所以我就毫无悬念的跟了Steve老板。Steve Mason
是个犹太人，师出名门，长得瘦高，人总是笑眯眯的。在A大学是tenured full
professor。想想大家说的危险因素，他不是女的，不是中国人，不是AP，所以应该还
好。谁知各家有各家的忧愁，呵呵。不过平心而论，在我听说过的老板中，Steve还算
是相对比较nice的人了。老板最喜欢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看起来impossible的
projects。说到这儿，我什么下场大家也许能猜到了。
--
当时组里唯一一个亚洲人就是一个四年级的日本师兄，很典型的那种让你记不住的日文
音传写（不知道他的汉字名字）。我们接触的次数实在有限，我现在对他的印象就是长
头发，戴眼镜，然后就是他的抑郁与忧愁。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天晚上，他在吃
饼干，心不在焉地翻着那本strategic application of named reactions的书。他和我
说，他已经决定quit phd回日本了。也许是见我当时面有惊恐之色，他接着说，Steve
还是一个不错的老板，我决定quit了，他也很尊重我的决定，还给我写了推荐信。。。
于是很快，他就消失了，我便继承了这个师兄的hood，bench，和desk。我曾经试图了
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现，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很快，正如他的名字在网页上
消失一样。我听说的是，他因为全组从B大学搬到了A大学，到了一个新地方不适应，所
以抑郁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因为在相距几个小时的两个美国城市间搬
了家，就抑郁了。。。
老板说，既然你对合成感兴趣，就接手这个project吧。这是一个挺小，挺简单的
macrocycle，做它其实是为了验证方法。老板说，你去设计个路线来给我看。我就画了
几个的路线，好死不死的是，这里面正巧有一步asymmetric epoxidation。这一下戳到
了老板的痒痒肉。当时组里正好有一个asymmetric epoxidation methodology project
，老板说，正好，你拓展一下我们asymmetric epoxidation 的substrate scope吧！
这里说一下，Mason教授主要在搞什么。以前介绍组里的研究时，我都说“我们”，现
在我决定说“他”和“他们”了。他主要是搞用寡肽做asymmetric catalysis的。说到
这里，大家也许就能挖出我是谁了。不过既是同行，就还是让我保持匿名吧。Mason教
授出道以来，总的来说，就这一个idea。在我看来，经过了多年折腾，low hanging
fruits也摘得差不多了。其实所有的projects不管目标怎样，办法都差不多，筛
peptides。要不就筛substrates，conditions，筛到筛出来，或者老板没兴趣了拉倒。
反正就是一个字，“try”。
Mason教授经常有个比喻：我们是修车的。但是车锁在车库里，我们也不知道车是什么
，长得什么样，反正车是坏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外面往天窗里扔扳手，锤子，螺丝
刀一类的，希望有个东西正好砸到车上，偏偏就把车砸好了。。。
现在想，我当年真的是有热情啊。五年后写论文的时候，我发现当时的labnotes记得最
认真，各种表征做得最全，NMR谱做得最漂亮，水峰都很少有。基本是星期一二三合成
catalyst或substrate，星期四五找chiral HPLC conditions，做catalytic reaction
，星期五六最后测ee和yield。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到毕业为止，我把这个
catalytic reaction最后做了二百四五十次，ee在这个substrate class上也没有超过
30%。老板永远说，30% ee放弃太可惜了。这个substrate class重要吗？其实不重要。
至于为什么做这个，大家早都忘了。平心而论，在反复的重复中，我的试验技巧还是很
有提高的，不过代价也是很大的。每做一个新的catalysts，我都要逼着自己相信，
this is the one that’s going to work。把热情与信念积累起来，投入其中。而在
周末，看着HPLC上那两个差不多一样高的峰，心又凉了。然后又逼着自己想，下一个试
什么呢？反正peptides是永远也是不完的，也许就是下一个，也许永远也试不出来。反
反复复，心情在希望与失望之间震荡。。。后来写论文时，这些东西，尽管占了我
qualify之前的所有时间，我只做了几个tables而已，不想再多回忆了。
难道就没有聪明的办法了吗？就不能找出规律吗？就不能parallel synthesis/HTS吗？
就不能想想办法吗？就要这么傻傻的胡乱试吗？每一个新的组员都这么说，老生们都嘿
嘿的傻笑。Mason老板不支持这些。对外宣传，他从来不说screening，都要编织一个
rational design的故事。但是组里的culture是可怕的，人人最后都觉得screening是
人间正道，凡是有想法的人都是懒惰的，意志不坚定的，空想的。Mason老板来到A大学
以后，很快当了系主任。也许对他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只要everything carries
on as before，每年试出来几个发发paper就好了。Postdoc和学生们价廉量足。。。我
们就是需要吃喝的HTS而已。
三年级之前的其他时间就是做TA。和一些做了五年TA的同行们比，我还是幸运的，只做
了五个学期。一开始只是做lab section，一年级暑假又开学以后，接到通知，让我去
做McKinsey教授的TA，负责discussion section。McKinsey教授就在我的隔壁，和系里
不少教授比，他的出身可能稍微卑微了些。看他走路总是看着鞋，午间吃饭也很少像同
一走廊的其他教授一样，结伴一起吃。McKinsey教授对我显得很好说话。他说，这里教
学有多重要你我也清楚。我讲课你也不必来听了，好好利用时间，努力做实验吧。在他
手下做了不到一周，系里又通知，让我改去给Lesse教授做TA。（半年左右以后，
McKinsey教授因为没拿到tenure，全组搬到florida去了。年初的时候，在Nature
Chemistry上又看到了他的名字，才想起来，这个人走了好久了。）
Lesse教授是个老头子，有些年不带学生了。他把我约到他的办公室说，我早上上课（
大一的化学课），你一定要来，记清楚我说的，我的板书，然后再给学生讲。我连声称
是。头一次去上discussion section，场面乱极了。学生们乱哄哄，出来进去，五分钟
之内人走了一大半。我把板书写在黑板上，抑郁极了，照本宣科地混过了一小时。后来
人们和我说，其实一年级的学生最难对付，他们脾气最大。果不其然，Lesse教授发来
email，且cc给了系里的几个头目（没有我老板），说有几个学生说你教学水平低下。
再这样下去的话，小心我不用你了，然后你的funding没了，你怎么办我就不管了！看
到这个我一阵头晕目眩，没想到居然这么严重。我只好小心的辩解，我以前一直是做
lab section的，学生对我的评价也很不错。Discussion section我没上过，系里也从
来没给我任何instructions或training，现在做得不好也不能全怪我啊。Lesse老头说
，那好，你下次去上课我要听。
又到了上discussion section的时间，我提前15分钟就跑过去。教室玻璃上贴着一张纸
，Chem XXX discussion section moved to Room YYY。转移到Room YYY之后，左等右
等也没人来。上课时间过了15分之后，我又跑回原教室，发现那群乱哄哄的学生在等着
，屋里乱的像开锅沸水一样。我奇怪地问，不是说在Room YYY吗？学生们七嘴八舌的说
，那个纸条不是说我们。我若无其事地对黑板又写又抄，度过了一个小时。回到实验室
，在刷瓶子时老板带着风地冲了进来，对我大吼，手里东西都放下，到我办公室！其他
labmates吓得都没了声，我踮着脚跟着老板出了去。老板板着脸说，Lesse说你当TA无
故旷课，说不用你了！我莫名其妙地说，就是因为误会，走错了教室，晚到了十五分钟
啊！（想想必是Lesse去听我的课，等了十分钟也没等到我，然后就暴走了）老板听我
解释完，缓了缓口气说，你赶紧去写email道歉，解释清楚，然后找系主
任，Lesse，director of studies，系里小秘…挨个道歉！
邮箱里躺着Lesse的一封信，很短，只是说因为你无故旷课，以后不用你做TA了。我已
经和系里说了，停掉你的stipend。我被吓傻了，和老板商量着可怎么办，老板说，我
也没啥办法，你在系里挨个问，看还有谁能收你做TA。
于是整个一天都在找人，求人，磕头中过去了。没有设么结果，都说，这个事Lesse说
了算。到了晚上，对着空空的lab感到十分孤独无助，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给我的一
个女生朋友狄川（就叫她这个名字吧，她有个听着像男生的名字）打了电话，她听我声
音不对，让我赶快去她家。她看我眼神发呆，也没吃过饭，给我做了西红柿鸡蛋炒饭，
在一个盘子里装着。端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一下子哭了，哭的稀里哗啦。她又递给我一
条毛巾。后来她说，你鼻涕眼泪地搞了一毛巾。。。那天晚上，她安慰了我许多。后来
她说送我走，我说我不回家，我要争气，努力，我还要回去做试验！她把我送到实验室
，那天晚上我还真做了几个实验。。。
后来这个事情在我老板出面努力调和的情况下平息了。我战战兢兢的做完了一个学期的
TA。从其再没和Lesse说过话，恨不得走路都绕着他。
几年后，Lesse的一个collaborator S得了炸药奖。S的seminar十分火爆，因为太多人
挤不进去，一场seminar做了两场。大家都说，那几篇paper上也有Lesse的名字，他却
很少有人问津。我看到Lesse在走廊里，有些驼背，一个人慢慢地走来走去。
又几年后，我快要毕业了。系里做renovation。我走过Lesse的办公室，看到几个带着
工具带，穿着硬头鞋的工人在拿着大锤砸掉他腾空了的办公室。
我追了狄川很久。我们忽好忽坏地折腾了一段时间。两个人都很疲惫。最近几年也很少
联系她了。她后来去了一个很冷的城市。听说她还单着，但是过得还好。
Steve Mason教授是个喜欢做好人的人。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开组会，应该是什么
ethics training，大家说起了Sames和Sezen的事情（他们两就用真名了，也算是公众
人物了）。他说： Sames人很聪明，早年还为我说了几句话呢（他是指grants，
proposals之类的事情）。他出了事以后，我看到报纸报道，就赶紧给他发了email，说
听说你那里出了不少事情，good luck。Steve然后反问我们，你们觉得我做得对吗？说
罢环视左右，大家都没出声。
我自认在科研上天赋不高。Qualify过得有点丢脸。试来拭去的折腾了到了二年级末，
也没找到高ee。只能如实地把做过的事说一遍。Committee劈头盖脸地说，应该
formulate hypothesis，应该hypothesis driven，screening没意义等等等等等等。我
只有一个劲儿地恩啊答应着，差点没憋出内伤来。Qualify还是让我过了。实事求是地
说，Steve是个很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可能看着我有情绪，等人散了马上和我说，“I
’m glad that you’ve come here and joint my group”，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定
能攻克这个问题等等。只是一鼓作气，三鼓而竭，以后类似的话也就渐渐没了效果。
过了qualify不久，有一天Steve突然跑进来，让我做Baeyer Villiger。一般来说，老
板这样是看到了什么，或者开会碰到了谁，说了什么。果然，这次是看到了丁奎岭的一
片paper。于是我就开始做这个BV。七绕八绕，这个project需要用一个含氟的东东，我
就开始合成这个含氟的分子。结果越做越长，几乎是顶着老板压力做的。因为实在不愿
意乱七八糟瞎试了，虽然这个东西就算做出来了也可能没什么用，但是做起来心里感觉
稍稍好点。后来他终于不反对我做这个了，开始了乱指点。他自己也自嘲说，他是个
cheerleader，但是他的ideas很少是对的。断断续续地做了快两年，有一天他突然找我
说，Cyberholic你把这个写出来发吧。原来天上掉下来个新期刊，要发个thematic
issue，找老板约稿，老板就想起了我。我不是很情愿发，但是也没说什么。和朋友们
吃饭，朋友们都说我太包子了，难道不应该争取发能发的最好的刊物吗？后来拖来拖去
，这个其实没做完的project变成了我唯一的一片joc，找工作都找了好几个月了以后才
出来。
有一个project也是老板塞给我的。他的proposal需要preliminary results，于是天天
让我作，做出来一些数据，grant后来下来了以后也就不怎么关心了。因为这个东西实在
简陋，没法做大，我后来只能在数据处理上下功夫，extract出一些thermodynamic
information，一半也是做着玩，算是在电脑上偷懒，不想做benchwork。后来在我费劲
了全力终于拿到个offer，还有大概几周答辩，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老板突然让我把
这个尘封了很久的东西写出paper来，因为tetrahedron找他要稿子。。。
还有个东西应该和老板关系不大。是我在实验室的旧电脑上装linux，跑gaussian的东
西。应该也算是我逃避benchwork自己玩的东西。做了一些其实很简单的计算，结论是
一片（其实没人care的）j antibiotics 的paper的结论是有错误的。后来当我找工作
没paper，急得上窜下跳撕心挠肺的时候，把它写了出来，拿给老板看，想让他帮帮忙
，发出去，什么刊物都可以。Steve说，我认识那篇j antibiotics的作者，他们也不容
易。。。要不你自己发，不写我名？Steve问我，我觉得他的语气有些反讽。后来好说
歹说，他同意拿回去看看，然后“周一”讨论。后来，我想他把这个事情选择性的遗忘
了吧。最后我把这部分写到thesis里面，系里还有些人看到表示感兴趣，问我什么时候
变成paper，我只能傻笑。
为了测试他的ideas而塞给我的projects还有很多，以至于最后老板看我thesis时说，
Cyberholic，你应该写的cheerful一些，不是这样一个又一个failures的流水账。比方
说，你这个东西ee就还可以嘛，我以前都没注意到，你愿意其实咱们可以变成个小
paper嘛。我又只能面瘫似的傻笑，一副胡哥的表情，心里想，我为了没paper四处求爷
爷告奶奶，生路都被堵得死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五年级时，有一次冬天组里聚餐。Mason教授显然很开心，侃侃而谈。和一些打算变成
剥削阶级的postdoc们传、帮、带，讨论一个组多少人最好。Steve说，这个嘛，三四个
人显然太少，因为只有三四个人的话，人人的project都得work，你才能继续往下混。
但是如果你有至少六七个人的时候，就可以有人的project不work，你也一样可以续
funding。我当时坐得比较近，听到这话的时候，觉得像炸雷一样，心里翻江倒海。。。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现在想，三年级下半年的时候大概混得最惨，科研了无进展。前途渺茫，每次想和老板
商量，都得紧盯着他办公室门开还是锁，灯开还是灭，抓住他有五分钟的时候。他每次
都想用微笑感染我，然后说，你可以试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一听到“试”就浑身想
打摆子。前几天去CVS发现维生素的那个section里居然有histidine, lysine什么的卖
。我仿佛又有站在实验室那个装amino acids快装不下了的冰箱前的感觉，十分想逃跑。
再入夏就四年级了，身边的兄弟们一个个突飞猛进，各显神通，把我羞得想藏起来。朋
友们也都两两成双，各有良眷了。有朋友介绍我个新生。我小心翼翼地哄着一个月，她
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不和我来往了。原因之一是，她说，为什么我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你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呢呢？（她是学生物的，后来就再没联系了，不知现在怎样了。）
当时新搬了家，有一次在家居然傻乎乎地自己哭了。百年不遇地停了电，整个block都
停了，路灯也没有光。屋里外面外面都黑洞洞的。外面下着小雨。有一个不知是防盗还
是火警的东西，以几赫兹的频率尖叫。电话里房东说，既然整个block都停了，他能有
什么办法呢？然后就挂了电话。我捂着耳朵，感到哪里都没有人。看着手机那点亮光，
无力与无助，孤独和恐惧，控制不住很不争气地抽泣起来。。。
被生活连续地啪啪打脸，当时真感觉是穷途末路了。事情做得不好，也没脸和老板请假
，也不好意思假期回国。不过好在我有几个好兄弟，每到郁闷的不行的时候还可以带瓶
酒去找兄弟说话。所以歪歪斜斜地居然坚持到了终点。现在想，要是没有这些朋友的话
，我可能也就抑郁地quit了。
说实话，直到五年级开始，我还幻想着能在化学行当里吃口饭。我不想做postdoc，由
于我的经历，一方面对academic research有些稍微偏颇的成见，一方面也十分不想献
身到这个不公正的制度中去。其实连paper都没有，想找又怎么找呢？
系里有校园面试，有些知名的药厂来interview。我就和recruiters努力地卖自己。人
模狗样地打领带，做简历，准备presentation。结果发现谁也没招，也没听说任何人有
second interview。有的recruiters是校友，比较诚实地看门见山说，我们其实没有
opening。。。我恍然大悟地发现，其实这些只不过是个PR effort。
于是又被打击得不行，因为当时真的看不到一点出路了。觉得真的是太不公平了，多年
的努力一点回报都没有。从小到大，别人中学时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别人大学时在
干什么，我在干什么等等。当时天天到处喊，如果有人揭竿而起闹革命，我第一个参加
，家里父母也很担心。爸爸安慰我说他大学分配时也不理想，等等。我说，你考大学，
是带着改换门庭的理想。我到美国，是带着对科学最崇高的热爱和追求，结果现在发现
就是个屁，完全是别人做了个局，我钻了进去。
我觉得我要报复命运，也当把坏孩子。方法就是买了游戏机（PS3）和大电视。然后天
天去实验室也不怎么做试验，到了六点就走，然后回家玩游戏机到半夜。
反正当时心里应该比较不健康了。神啊，佛啊，上帝啊什么的整天乱想。因为要面子，
朋友们聚会时，还得假装比较正常，举重若轻。说起来可笑，对我心里压力有影响的居
然开有一辆破车。我的破车当时是冬天没暖气，夏天没冷气，且开不开窗户。开车的时
候还得时刻看着不要过热。又因为emission test 过不了，限期整改又舍不得花钱。于
是registration续不上，在路上跑整天怕被警察拦下来。回到家里住的也十分局促。可
能读书读得脑子锈掉了吧，从前总想着什么“君子耻于言利”，“君子固穷”，“安贫
乐道”什么的。现在发现心里科研的理想倒掉了，物质的生活也是如此的undignified
。觉得完完全全白努力了，对不起自己啊。Steve也发现我情绪很不对，但是他对一切
的办法都是：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个postdoc吧？你这么想要paper，想不想做materials
？他们发paper很快的哦！我听到materials，心里一哆嗦，赶紧婉拒了。
就这样用玩游戏机压制自己的情绪，挨到了我28岁生日。当时心里昏暗极了：being
nobody, having nobody; being nothing, having nothing. 完全要活到土里去了。生
日那天，我找了几个朋友吃饭，平静地说，我要改行了，不想干化学了。看得出他们当
时不是特别理解，学cs/ee的人应该很难理解我们的苦。不过兄弟们还是和我碰杯，说
，cyberholic，我们支持你。
，就当是个树洞吧。因为写的事情多多少少和化学有些关系，就发在这里了。
========================================================================
听说，人生最悲剧的就是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博士毕业了，我也离开了化学这一行。我觉得有些事，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人很难理解，
所以把一些多余的话写出来，纪念一下似水流年。回过头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说
，我这一生最好的几年都是在hood里度过的，所以似乎也应该写下来。
我对化学，似乎有一些家庭渊源。我的父亲是做化工的，母亲也曾在化学实验室里工作
。小的时候就经常到我母亲工作的地方去，看到玻璃的瓶瓶罐罐，还是颇有神秘感的。
作为小朋友，现在想，我对科学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小学生的时候就在家里电解盐水（
可不是PS上的胡扯）。本科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最后学了化学。应该说我对
quantitative的东西应该更擅长一些，本科时，物化的成绩一直比有机要好，但是因为
有一位非常inspiring的有机化学的老师，好像一切繁杂的东西，在他那里都make
sense。所以我想，最后决定来美国，读PhD，读有机，和这位老师也不无关系。记得当
年收到几个不错的offers，还曾经到版上咨询过前辈。Steve Mason教授当年刚刚把他
的组挪到了新学校。可能是比较缺人把，还主动打电话和我联系。受宠若惊之余，便从
了。于是2007年我便来到了这个东海岸还有些名气的学校。
想起来当时真是踌躇满志，斗志昂扬。拉着两个箱子在机场，真的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只差没有大喊veni, vidi, vici了。其实到了系里报道，心里还稍稍有些波澜。看得出
，这个化学系的规模其实没有我本科的化学系大。这个系里中国人向来不多，系里另一
个中国师姐当时已经五年级了。她个子很高，怀着新生对老生的崇敬，我仰望着她，清
楚的记得她说，“化学？你想想吧，能转赶紧转吧。”现在想，这真是金玉良言啊。怎
奈年轻人永远是最乐观，最大无谓的。总觉得你倒霉是你能力不行，我的路必是金光大
道，我定会与众不同的。五年后，当我因为找工作的事焦头烂额时，又想起来联系这位
师姐，却发现她在做postdoc。她说，身为人妇，postdoc亦足以…
我在A大学的头个学期大概基本在无聊中过去了。系里规定PhD学生要总共上六门课。上
课其实很轻松，感觉基本没怎么努力就拿了top grade。然后就是cume（cumulative
exam），这个可能不少系里都有吧。一般是提前几天把天南海北的考试范围贴出来，然
后晚上考试。毕业以前要拿到的八个passes，我几个月就考了下来。可能是中国人都特
别适应考试吧。系里的rotation不过是个形式，每个lab只有两周，开组会的时候去听
听就好了。系里的有机组也就几个，所以我就毫无悬念的跟了Steve老板。Steve Mason
是个犹太人，师出名门，长得瘦高，人总是笑眯眯的。在A大学是tenured full
professor。想想大家说的危险因素，他不是女的，不是中国人，不是AP，所以应该还
好。谁知各家有各家的忧愁，呵呵。不过平心而论，在我听说过的老板中，Steve还算
是相对比较nice的人了。老板最喜欢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看起来impossible的
projects。说到这儿，我什么下场大家也许能猜到了。
--
当时组里唯一一个亚洲人就是一个四年级的日本师兄，很典型的那种让你记不住的日文
音传写（不知道他的汉字名字）。我们接触的次数实在有限，我现在对他的印象就是长
头发，戴眼镜，然后就是他的抑郁与忧愁。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天晚上，他在吃
饼干，心不在焉地翻着那本strategic application of named reactions的书。他和我
说，他已经决定quit phd回日本了。也许是见我当时面有惊恐之色，他接着说，Steve
还是一个不错的老板，我决定quit了，他也很尊重我的决定，还给我写了推荐信。。。
于是很快，他就消失了，我便继承了这个师兄的hood，bench，和desk。我曾经试图了
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现，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很快，正如他的名字在网页上
消失一样。我听说的是，他因为全组从B大学搬到了A大学，到了一个新地方不适应，所
以抑郁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因为在相距几个小时的两个美国城市间搬
了家，就抑郁了。。。
老板说，既然你对合成感兴趣，就接手这个project吧。这是一个挺小，挺简单的
macrocycle，做它其实是为了验证方法。老板说，你去设计个路线来给我看。我就画了
几个的路线，好死不死的是，这里面正巧有一步asymmetric epoxidation。这一下戳到
了老板的痒痒肉。当时组里正好有一个asymmetric epoxidation methodology project
，老板说，正好，你拓展一下我们asymmetric epoxidation 的substrate scope吧！
这里说一下，Mason教授主要在搞什么。以前介绍组里的研究时，我都说“我们”，现
在我决定说“他”和“他们”了。他主要是搞用寡肽做asymmetric catalysis的。说到
这里，大家也许就能挖出我是谁了。不过既是同行，就还是让我保持匿名吧。Mason教
授出道以来，总的来说，就这一个idea。在我看来，经过了多年折腾，low hanging
fruits也摘得差不多了。其实所有的projects不管目标怎样，办法都差不多，筛
peptides。要不就筛substrates，conditions，筛到筛出来，或者老板没兴趣了拉倒。
反正就是一个字，“try”。
Mason教授经常有个比喻：我们是修车的。但是车锁在车库里，我们也不知道车是什么
，长得什么样，反正车是坏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外面往天窗里扔扳手，锤子，螺丝
刀一类的，希望有个东西正好砸到车上，偏偏就把车砸好了。。。
现在想，我当年真的是有热情啊。五年后写论文的时候，我发现当时的labnotes记得最
认真，各种表征做得最全，NMR谱做得最漂亮，水峰都很少有。基本是星期一二三合成
catalyst或substrate，星期四五找chiral HPLC conditions，做catalytic reaction
，星期五六最后测ee和yield。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到毕业为止，我把这个
catalytic reaction最后做了二百四五十次，ee在这个substrate class上也没有超过
30%。老板永远说，30% ee放弃太可惜了。这个substrate class重要吗？其实不重要。
至于为什么做这个，大家早都忘了。平心而论，在反复的重复中，我的试验技巧还是很
有提高的，不过代价也是很大的。每做一个新的catalysts，我都要逼着自己相信，
this is the one that’s going to work。把热情与信念积累起来，投入其中。而在
周末，看着HPLC上那两个差不多一样高的峰，心又凉了。然后又逼着自己想，下一个试
什么呢？反正peptides是永远也是不完的，也许就是下一个，也许永远也试不出来。反
反复复，心情在希望与失望之间震荡。。。后来写论文时，这些东西，尽管占了我
qualify之前的所有时间，我只做了几个tables而已，不想再多回忆了。
难道就没有聪明的办法了吗？就不能找出规律吗？就不能parallel synthesis/HTS吗？
就不能想想办法吗？就要这么傻傻的胡乱试吗？每一个新的组员都这么说，老生们都嘿
嘿的傻笑。Mason老板不支持这些。对外宣传，他从来不说screening，都要编织一个
rational design的故事。但是组里的culture是可怕的，人人最后都觉得screening是
人间正道，凡是有想法的人都是懒惰的，意志不坚定的，空想的。Mason老板来到A大学
以后，很快当了系主任。也许对他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只要everything carries
on as before，每年试出来几个发发paper就好了。Postdoc和学生们价廉量足。。。我
们就是需要吃喝的HTS而已。
三年级之前的其他时间就是做TA。和一些做了五年TA的同行们比，我还是幸运的，只做
了五个学期。一开始只是做lab section，一年级暑假又开学以后，接到通知，让我去
做McKinsey教授的TA，负责discussion section。McKinsey教授就在我的隔壁，和系里
不少教授比，他的出身可能稍微卑微了些。看他走路总是看着鞋，午间吃饭也很少像同
一走廊的其他教授一样，结伴一起吃。McKinsey教授对我显得很好说话。他说，这里教
学有多重要你我也清楚。我讲课你也不必来听了，好好利用时间，努力做实验吧。在他
手下做了不到一周，系里又通知，让我改去给Lesse教授做TA。（半年左右以后，
McKinsey教授因为没拿到tenure，全组搬到florida去了。年初的时候，在Nature
Chemistry上又看到了他的名字，才想起来，这个人走了好久了。）
Lesse教授是个老头子，有些年不带学生了。他把我约到他的办公室说，我早上上课（
大一的化学课），你一定要来，记清楚我说的，我的板书，然后再给学生讲。我连声称
是。头一次去上discussion section，场面乱极了。学生们乱哄哄，出来进去，五分钟
之内人走了一大半。我把板书写在黑板上，抑郁极了，照本宣科地混过了一小时。后来
人们和我说，其实一年级的学生最难对付，他们脾气最大。果不其然，Lesse教授发来
email，且cc给了系里的几个头目（没有我老板），说有几个学生说你教学水平低下。
再这样下去的话，小心我不用你了，然后你的funding没了，你怎么办我就不管了！看
到这个我一阵头晕目眩，没想到居然这么严重。我只好小心的辩解，我以前一直是做
lab section的，学生对我的评价也很不错。Discussion section我没上过，系里也从
来没给我任何instructions或training，现在做得不好也不能全怪我啊。Lesse老头说
，那好，你下次去上课我要听。
又到了上discussion section的时间，我提前15分钟就跑过去。教室玻璃上贴着一张纸
，Chem XXX discussion section moved to Room YYY。转移到Room YYY之后，左等右
等也没人来。上课时间过了15分之后，我又跑回原教室，发现那群乱哄哄的学生在等着
，屋里乱的像开锅沸水一样。我奇怪地问，不是说在Room YYY吗？学生们七嘴八舌的说
，那个纸条不是说我们。我若无其事地对黑板又写又抄，度过了一个小时。回到实验室
，在刷瓶子时老板带着风地冲了进来，对我大吼，手里东西都放下，到我办公室！其他
labmates吓得都没了声，我踮着脚跟着老板出了去。老板板着脸说，Lesse说你当TA无
故旷课，说不用你了！我莫名其妙地说，就是因为误会，走错了教室，晚到了十五分钟
啊！（想想必是Lesse去听我的课，等了十分钟也没等到我，然后就暴走了）老板听我
解释完，缓了缓口气说，你赶紧去写email道歉，解释清楚，然后找系主
任，Lesse，director of studies，系里小秘…挨个道歉！
邮箱里躺着Lesse的一封信，很短，只是说因为你无故旷课，以后不用你做TA了。我已
经和系里说了，停掉你的stipend。我被吓傻了，和老板商量着可怎么办，老板说，我
也没啥办法，你在系里挨个问，看还有谁能收你做TA。
于是整个一天都在找人，求人，磕头中过去了。没有设么结果，都说，这个事Lesse说
了算。到了晚上，对着空空的lab感到十分孤独无助，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给我的一
个女生朋友狄川（就叫她这个名字吧，她有个听着像男生的名字）打了电话，她听我声
音不对，让我赶快去她家。她看我眼神发呆，也没吃过饭，给我做了西红柿鸡蛋炒饭，
在一个盘子里装着。端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一下子哭了，哭的稀里哗啦。她又递给我一
条毛巾。后来她说，你鼻涕眼泪地搞了一毛巾。。。那天晚上，她安慰了我许多。后来
她说送我走，我说我不回家，我要争气，努力，我还要回去做试验！她把我送到实验室
，那天晚上我还真做了几个实验。。。
后来这个事情在我老板出面努力调和的情况下平息了。我战战兢兢的做完了一个学期的
TA。从其再没和Lesse说过话，恨不得走路都绕着他。
几年后，Lesse的一个collaborator S得了炸药奖。S的seminar十分火爆，因为太多人
挤不进去，一场seminar做了两场。大家都说，那几篇paper上也有Lesse的名字，他却
很少有人问津。我看到Lesse在走廊里，有些驼背，一个人慢慢地走来走去。
又几年后，我快要毕业了。系里做renovation。我走过Lesse的办公室，看到几个带着
工具带，穿着硬头鞋的工人在拿着大锤砸掉他腾空了的办公室。
我追了狄川很久。我们忽好忽坏地折腾了一段时间。两个人都很疲惫。最近几年也很少
联系她了。她后来去了一个很冷的城市。听说她还单着，但是过得还好。
Steve Mason教授是个喜欢做好人的人。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开组会，应该是什么
ethics training，大家说起了Sames和Sezen的事情（他们两就用真名了，也算是公众
人物了）。他说： Sames人很聪明，早年还为我说了几句话呢（他是指grants，
proposals之类的事情）。他出了事以后，我看到报纸报道，就赶紧给他发了email，说
听说你那里出了不少事情，good luck。Steve然后反问我们，你们觉得我做得对吗？说
罢环视左右，大家都没出声。
我自认在科研上天赋不高。Qualify过得有点丢脸。试来拭去的折腾了到了二年级末，
也没找到高ee。只能如实地把做过的事说一遍。Committee劈头盖脸地说，应该
formulate hypothesis，应该hypothesis driven，screening没意义等等等等等等。我
只有一个劲儿地恩啊答应着，差点没憋出内伤来。Qualify还是让我过了。实事求是地
说，Steve是个很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可能看着我有情绪，等人散了马上和我说，“I
’m glad that you’ve come here and joint my group”，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定
能攻克这个问题等等。只是一鼓作气，三鼓而竭，以后类似的话也就渐渐没了效果。
过了qualify不久，有一天Steve突然跑进来，让我做Baeyer Villiger。一般来说，老
板这样是看到了什么，或者开会碰到了谁，说了什么。果然，这次是看到了丁奎岭的一
片paper。于是我就开始做这个BV。七绕八绕，这个project需要用一个含氟的东东，我
就开始合成这个含氟的分子。结果越做越长，几乎是顶着老板压力做的。因为实在不愿
意乱七八糟瞎试了，虽然这个东西就算做出来了也可能没什么用，但是做起来心里感觉
稍稍好点。后来他终于不反对我做这个了，开始了乱指点。他自己也自嘲说，他是个
cheerleader，但是他的ideas很少是对的。断断续续地做了快两年，有一天他突然找我
说，Cyberholic你把这个写出来发吧。原来天上掉下来个新期刊，要发个thematic
issue，找老板约稿，老板就想起了我。我不是很情愿发，但是也没说什么。和朋友们
吃饭，朋友们都说我太包子了，难道不应该争取发能发的最好的刊物吗？后来拖来拖去
，这个其实没做完的project变成了我唯一的一片joc，找工作都找了好几个月了以后才
出来。
有一个project也是老板塞给我的。他的proposal需要preliminary results，于是天天
让我作，做出来一些数据，grant后来下来了以后也就不怎么关心了。因为这个东西实在
简陋，没法做大，我后来只能在数据处理上下功夫，extract出一些thermodynamic
information，一半也是做着玩，算是在电脑上偷懒，不想做benchwork。后来在我费劲
了全力终于拿到个offer，还有大概几周答辩，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老板突然让我把
这个尘封了很久的东西写出paper来，因为tetrahedron找他要稿子。。。
还有个东西应该和老板关系不大。是我在实验室的旧电脑上装linux，跑gaussian的东
西。应该也算是我逃避benchwork自己玩的东西。做了一些其实很简单的计算，结论是
一片（其实没人care的）j antibiotics 的paper的结论是有错误的。后来当我找工作
没paper，急得上窜下跳撕心挠肺的时候，把它写了出来，拿给老板看，想让他帮帮忙
，发出去，什么刊物都可以。Steve说，我认识那篇j antibiotics的作者，他们也不容
易。。。要不你自己发，不写我名？Steve问我，我觉得他的语气有些反讽。后来好说
歹说，他同意拿回去看看，然后“周一”讨论。后来，我想他把这个事情选择性的遗忘
了吧。最后我把这部分写到thesis里面，系里还有些人看到表示感兴趣，问我什么时候
变成paper，我只能傻笑。
为了测试他的ideas而塞给我的projects还有很多，以至于最后老板看我thesis时说，
Cyberholic，你应该写的cheerful一些，不是这样一个又一个failures的流水账。比方
说，你这个东西ee就还可以嘛，我以前都没注意到，你愿意其实咱们可以变成个小
paper嘛。我又只能面瘫似的傻笑，一副胡哥的表情，心里想，我为了没paper四处求爷
爷告奶奶，生路都被堵得死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五年级时，有一次冬天组里聚餐。Mason教授显然很开心，侃侃而谈。和一些打算变成
剥削阶级的postdoc们传、帮、带，讨论一个组多少人最好。Steve说，这个嘛，三四个
人显然太少，因为只有三四个人的话，人人的project都得work，你才能继续往下混。
但是如果你有至少六七个人的时候，就可以有人的project不work，你也一样可以续
funding。我当时坐得比较近，听到这话的时候，觉得像炸雷一样，心里翻江倒海。。。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现在想，三年级下半年的时候大概混得最惨，科研了无进展。前途渺茫，每次想和老板
商量，都得紧盯着他办公室门开还是锁，灯开还是灭，抓住他有五分钟的时候。他每次
都想用微笑感染我，然后说，你可以试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一听到“试”就浑身想
打摆子。前几天去CVS发现维生素的那个section里居然有histidine, lysine什么的卖
。我仿佛又有站在实验室那个装amino acids快装不下了的冰箱前的感觉，十分想逃跑。
再入夏就四年级了，身边的兄弟们一个个突飞猛进，各显神通，把我羞得想藏起来。朋
友们也都两两成双，各有良眷了。有朋友介绍我个新生。我小心翼翼地哄着一个月，她
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不和我来往了。原因之一是，她说，为什么我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你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呢呢？（她是学生物的，后来就再没联系了，不知现在怎样了。）
当时新搬了家，有一次在家居然傻乎乎地自己哭了。百年不遇地停了电，整个block都
停了，路灯也没有光。屋里外面外面都黑洞洞的。外面下着小雨。有一个不知是防盗还
是火警的东西，以几赫兹的频率尖叫。电话里房东说，既然整个block都停了，他能有
什么办法呢？然后就挂了电话。我捂着耳朵，感到哪里都没有人。看着手机那点亮光，
无力与无助，孤独和恐惧，控制不住很不争气地抽泣起来。。。
被生活连续地啪啪打脸，当时真感觉是穷途末路了。事情做得不好，也没脸和老板请假
，也不好意思假期回国。不过好在我有几个好兄弟，每到郁闷的不行的时候还可以带瓶
酒去找兄弟说话。所以歪歪斜斜地居然坚持到了终点。现在想，要是没有这些朋友的话
，我可能也就抑郁地quit了。
说实话，直到五年级开始，我还幻想着能在化学行当里吃口饭。我不想做postdoc，由
于我的经历，一方面对academic research有些稍微偏颇的成见，一方面也十分不想献
身到这个不公正的制度中去。其实连paper都没有，想找又怎么找呢？
系里有校园面试，有些知名的药厂来interview。我就和recruiters努力地卖自己。人
模狗样地打领带，做简历，准备presentation。结果发现谁也没招，也没听说任何人有
second interview。有的recruiters是校友，比较诚实地看门见山说，我们其实没有
opening。。。我恍然大悟地发现，其实这些只不过是个PR effort。
于是又被打击得不行，因为当时真的看不到一点出路了。觉得真的是太不公平了，多年
的努力一点回报都没有。从小到大，别人中学时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别人大学时在
干什么，我在干什么等等。当时天天到处喊，如果有人揭竿而起闹革命，我第一个参加
，家里父母也很担心。爸爸安慰我说他大学分配时也不理想，等等。我说，你考大学，
是带着改换门庭的理想。我到美国，是带着对科学最崇高的热爱和追求，结果现在发现
就是个屁，完全是别人做了个局，我钻了进去。
我觉得我要报复命运，也当把坏孩子。方法就是买了游戏机（PS3）和大电视。然后天
天去实验室也不怎么做试验，到了六点就走，然后回家玩游戏机到半夜。
反正当时心里应该比较不健康了。神啊，佛啊，上帝啊什么的整天乱想。因为要面子，
朋友们聚会时，还得假装比较正常，举重若轻。说起来可笑，对我心里压力有影响的居
然开有一辆破车。我的破车当时是冬天没暖气，夏天没冷气，且开不开窗户。开车的时
候还得时刻看着不要过热。又因为emission test 过不了，限期整改又舍不得花钱。于
是registration续不上，在路上跑整天怕被警察拦下来。回到家里住的也十分局促。可
能读书读得脑子锈掉了吧，从前总想着什么“君子耻于言利”，“君子固穷”，“安贫
乐道”什么的。现在发现心里科研的理想倒掉了，物质的生活也是如此的undignified
。觉得完完全全白努力了，对不起自己啊。Steve也发现我情绪很不对，但是他对一切
的办法都是：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个postdoc吧？你这么想要paper，想不想做materials
？他们发paper很快的哦！我听到materials，心里一哆嗦，赶紧婉拒了。
就这样用玩游戏机压制自己的情绪，挨到了我28岁生日。当时心里昏暗极了：being
nobody, having nobody; being nothing, having nothing. 完全要活到土里去了。生
日那天，我找了几个朋友吃饭，平静地说，我要改行了，不想干化学了。看得出他们当
时不是特别理解，学cs/ee的人应该很难理解我们的苦。不过兄弟们还是和我碰杯，说
，cyberholic，我们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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