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先知：索尔仁尼琴逝世十周年

十年前的今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摄于1974年） 图 | 视觉中国

1974年1月7日，苏联的一个高层领导会议上，总书记勃日列涅夫率先发言：“同志们，根据我们的可靠消息，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和美国出版了他的新小说《古拉格群岛》。还没有人看到这本书，但基本内容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该怎么对待他。根据法律，我们可以把他投入监狱，他反对苏维埃体系，反对苏维埃的权力。”安德罗波夫，时任克格勃领导，深知这本小说将和索尔仁尼琴1962年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样引起轩然大波，他的选择是将作家驱逐出境。一个月后，他给勃日列涅夫发了一个简短的备忘录，告知“西德”准备接纳索尔仁尼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捕，第二天，莫斯科雪里梅耶夫（Sheremetyevo）机场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了3小时才起飞，原因是“大雾”，索尔仁尼琴从这架飞机上开始其流亡生涯。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兹洛沃茨克一个教师家庭，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曾服过兵役。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斯大林有不敬之词，“二战”结束之后他在苏联监狱中度过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

1967年他在苏联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他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由此都无法在苏联出版。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为“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4年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图 | 视觉中国

1973年，《古拉格群岛》出版，“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苏联的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索尔仁尼琴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讲述各自在劳改营中的遭遇，《古拉格群岛》就取材于这些来信。如今，这部140万字的巨著已经很少有人有耐心看完，他列举的那31种刑讯逼供的方式显得太过“自然主义”，他不加节制的控诉也让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离文学太远”。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曾说，索尔仁尼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政治事件，他“在走出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他去世后，美联社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他的《古拉格群岛》清除了欧洲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同情，但他对劳改营的记述也能鼓舞人心。他描述了一个人——索尔仁尼琴自己，怎样在身体和精神上从一个摧残人的灵魂的艰辛和非正义的惩罚体系中幸存了下来。他的记述激发了数百万人，让他们知道，一个人的勇气和正直最终可以击败一个帝国的极权体系。”

索尔仁尼琴被迫离开祖国后，先后旅居“西德”和瑞士，1976年迁往美国。直到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回到祖国。他的妻子娜塔丽说：“在流亡期间，我总相信索尔仁尼琴的感觉，他总说我们能回到祖国，他有一股能预知未来的神秘力量。但是我软弱过，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上台时，那在我看来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关注苏联发生的变化，但并没有及早回国。在美国佛蒙特州居住期间，《华盛顿邮报》记者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曾多次采访他。索尔仁尼琴说:“1991年8月，我和妻子在电视里看到，克格勃总部外边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推翻，这对我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为什么不发一封祝贺的电报回去呢？是的，我从心底觉得那并不是一场胜利，专制主义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肌理之中，所以我一直保持沉默。我们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呢？”

流亡期间，索尔仁尼琴一直在写作《红轮》。他开始流亡时已经55岁，他说：“我的生活经验已经足够了，我在佛蒙特居住的这18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都在写作，这样的时光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了。”大卫·瑞姆尼克后来担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随后就职于《纽约客》杂志，10年前开始担任《纽约客》主编，他评价：“说到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作家。”但是，这位作家的书已经很少有人读了。大卫·瑞姆尼克2001年在《纽约客》杂志上撰写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描述了红场附近一家书店，营业员在广播:“尊敬的顾客，索尔仁尼琴的新著《同行两百年》上市，这本历史书讲的是犹太人与俄罗斯的关系。”收款台前摆着这本书，但很少有人拿起来翻翻。

索尔仁尼琴回国前就开始着手写“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和《倾塌的俄罗斯》（1998）。但俄罗斯好像并不需要这样一个批评家，《旗》杂志的编辑塔丽亚·伊凡诺娃说：“索尔仁尼琴自己就是一个神话。他给所有的人出点子——作家、农民、政府、杜马，还有俄罗斯大地，于是他便失去了他们。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待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名誉。”还有一种更戏谑的说法：“他应该扮演托尔斯泰的角色，接待来访者，给所有人提建议，留着19世纪的大胡子，那大胡子对这个角色最为重要。”“他也许应该在萨哈洛夫1989年12月去世之后就回到俄罗斯，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索尔仁尼琴的权威建立在过去。”

2007年6月12日的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国家奖，以表彰他“在人文领域的功绩”。索尔仁尼琴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但发表了一段录像演说：“在有生之年的终点，我希望，我和读者收集的历史资料、历史情节、我国残酷恐慌时代中的人物脸谱和生活画面，都能被同胞们了解，进入他们的记忆。我们痛苦的经验，有助于我们不稳的社会可能发生崭新的转变。它给我们预警，防止发生毁灭性的灾难。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我们不止一次展现了坚强果敢的思想品质，使我们得救。现在，在艰难的治疗创痛的道路上，这些品质也在帮助我们。”

在莫斯科郊外被篱笆墙和摄像头包围的寓所之中，索尔仁尼琴接待了普京总统。他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包括大卫·瑞姆尼克，他和这位记者的谈话有许多是在重复当年在佛蒙特州谈论过的话题。当年他说：“没有人再看我的书了，我只能扮演一个道德权威的角色。形势变化得太快，我也不知道我这个道德权威还能起什么作用。人们谈到我，总会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莫斯科，他继续说：“我被当成道德权威，但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还需要道德权威。20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毁灭各种道德权威，每个人都做他想成为的那个自己，不要什么道德权威，其结果就是整个文化水准的下降。”

1994年5月，在20年的流亡生涯之后，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坐飞机回到了苏联，他降落在鄂霍斯克海边的马加丹州，那里本是“古拉格”的一个中心。从那里开始，他坐火车前往莫斯科，这段行程持续了两个月，他一共停靠了17个城市，签名售书、发表演讲、接受电视访问。这是一次回乡，也是一次永别。

1974年2月，在他被驱逐出境后不久，墨西哥诗人、后来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描述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敬意时指出，他不是知性、政治或道德上的楷模。“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古老的、仍然带有宗教意味、暗示着就义和牺牲的一个词：见证。”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