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cubafan (sfan), 信区: Quant
标 题: 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 2009年10月
关键字: Soros,Financial crisis,credit crisis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Nov 22 08:41:35 2009, 美东)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
佩斯的中
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
对危机
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
他着重探讨了
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
来。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
不是由永恒有
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
一是情况的复
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
关联，以及
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
被忽视了。这
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
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
在这两方面都
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
prediction)；
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
持后者。
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
融危机。这个
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
生的房地产
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
危机仅限于
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
台，而是给它
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
广度
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
上尚未
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 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
了。雷曼
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
想回到一切照
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
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
，就会有更多
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
均衡的状况，
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
人还没有意识
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
己在内，未能
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
无上的国力。
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
以不实之词
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
结果是混乱的
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
往那样的程度
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
场假定论把金
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
场的无形之手
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
治经济学，而
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
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
计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
不成比例的投
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
斯勋爵
(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
些变化由美国
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
的发行者，却
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
用自己的货
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
。如果某个国
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
是如果核心本
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
体系将崩
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
款支撑债
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
系得以赢利而
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
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
法，而绝大
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
，但如果体系
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
释。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
司破产后才
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
响的周边国。
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
局面还有一定
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
私营领域。但
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
，实行货币及
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
救助失败，是
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
意味着政府被
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
了周边国，因
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
，用他们中央
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
经济，赤字财
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
免于崩溃，我
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
到一起。让我
来解释为什么。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
动。允许金
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
。各国政府不
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
移动。这样，
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
此产生的全球
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
全地依赖自身
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
些国际协议，
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
也有较好
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
制与事无补，
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
个国家自己来
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
能扰乱甚至摧
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
全依赖外国银
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
持全球化，会
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
承担的风险之
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
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
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
分做到呢？在
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
不自保。目前
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
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
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
。当今的德国
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
，它不想为欧
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
济增长，经济
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
惧减退，欧洲
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
，而爱尔兰痛
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
中所有的国家
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
仍很大，但地
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
大的赢家姿态
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
化，但从全球
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
多，但近来开
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
的延续，因
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
储备。但是美
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
多的风险。银
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
不再有能力
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
程度上隔绝于
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
国来说，金融
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
和创业精神，
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
，提取其劳力
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
所以要尽一切
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
国很强有
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
提供信贷增加
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
国消费者不得
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
成为世界经济
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
在这一局限之
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
自己的位置。
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
是永久的或不
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
的也是最重要
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
内增长为基
础，发展的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
生不了能自给
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
是由政治因素
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
不同，因为权
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 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
一定成功。再
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
机。因此可以
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
一个全新体系
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
恩斯勋爵理
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作为同盟国之首，美国将凯恩
斯的方案做了
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
，但已受到重
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 – 中国的崛起展现了
一个与目前的
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
在华盛顿共识
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
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 – 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
华盛顿共识已
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
。而且它极不
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已
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
时，中国在与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
源，中国在与
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
政权。这样的
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
公司的交
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
刚果和安哥拉
等。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
益并无好处，
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继续成功的
最大障碍。
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
然中国也是这
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
构中的参与是
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
且会推动特别
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
国家通过低估
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
家建立以人民
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
国际资本主义
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
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而双
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
的新的多边体
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
过整体重新安
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
会议上采纳
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20国集团必
须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
使之能更好地
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 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
不能让其失败
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
已被证明是不
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
，但尚无其他
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
样是有害的，
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
货币与美元挂
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
有哪一个货
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
是不能完全自
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
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
种做法尤其有
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
不需要额外储
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
界秩序的重新
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是布雷顿
机构中不积极
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
保他们是这一
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
可能维持，美
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
和影响。如果
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
用。它不再能
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
达国家，也包
括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
边体制呢？答
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
向更加开放的
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
在和平的环境
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
已经失去了政
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
受痛苦。奥巴
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
会更容易受各
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
造事端，转移
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
样信奉强权就
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
。他的一些经
济顾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论是正确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
的金融机构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必将抵制会限制他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
是一种普遍的
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
场的理论应该
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
会迈进，他们
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
，但可能不会
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
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
个人的自由服
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
家的看法和意
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中国太习惯于认为
自己是帝国主
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非洲国
家和自己的少
数民族打交道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
张地说，世界
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谢谢。
--
标 题: 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 2009年10月
关键字: Soros,Financial crisis,credit crisis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Nov 22 08:41:35 2009, 美东)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
佩斯的中
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
对危机
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
他着重探讨了
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
来。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
不是由永恒有
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
一是情况的复
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
关联，以及
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
被忽视了。这
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
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
在这两方面都
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
prediction)；
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
持后者。
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
融危机。这个
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
生的房地产
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
危机仅限于
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
台，而是给它
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
广度
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
上尚未
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 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
了。雷曼
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
想回到一切照
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
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
，就会有更多
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
均衡的状况，
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
人还没有意识
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
己在内，未能
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
无上的国力。
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
以不实之词
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
结果是混乱的
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
往那样的程度
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
场假定论把金
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
场的无形之手
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
治经济学，而
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
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
计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
不成比例的投
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
斯勋爵
(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
些变化由美国
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
的发行者，却
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
用自己的货
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
。如果某个国
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
是如果核心本
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
体系将崩
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
款支撑债
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
系得以赢利而
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
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
法，而绝大
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
，但如果体系
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
释。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
司破产后才
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
响的周边国。
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
局面还有一定
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
私营领域。但
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
，实行货币及
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
救助失败，是
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
意味着政府被
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
了周边国，因
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
，用他们中央
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
经济，赤字财
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
免于崩溃，我
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
到一起。让我
来解释为什么。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
动。允许金
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
。各国政府不
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
移动。这样，
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
此产生的全球
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
全地依赖自身
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
些国际协议，
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
也有较好
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
制与事无补，
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
个国家自己来
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
能扰乱甚至摧
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
全依赖外国银
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
持全球化，会
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
承担的风险之
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
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
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
分做到呢？在
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
不自保。目前
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
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
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
。当今的德国
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
，它不想为欧
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
济增长，经济
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
惧减退，欧洲
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
，而爱尔兰痛
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
中所有的国家
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
仍很大，但地
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
大的赢家姿态
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
化，但从全球
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
多，但近来开
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
的延续，因
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
储备。但是美
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
多的风险。银
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
不再有能力
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
程度上隔绝于
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
国来说，金融
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
和创业精神，
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
，提取其劳力
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
所以要尽一切
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
国很强有
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
提供信贷增加
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
国消费者不得
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
成为世界经济
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
在这一局限之
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
自己的位置。
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
是永久的或不
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
的也是最重要
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
内增长为基
础，发展的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
生不了能自给
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
是由政治因素
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
不同，因为权
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 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
一定成功。再
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
机。因此可以
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
一个全新体系
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
恩斯勋爵理
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作为同盟国之首，美国将凯恩
斯的方案做了
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
，但已受到重
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 – 中国的崛起展现了
一个与目前的
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
在华盛顿共识
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
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 – 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
华盛顿共识已
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
。而且它极不
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已
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
时，中国在与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
源，中国在与
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
政权。这样的
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
公司的交
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
刚果和安哥拉
等。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
益并无好处，
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继续成功的
最大障碍。
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
然中国也是这
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
构中的参与是
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
且会推动特别
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
国家通过低估
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
家建立以人民
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
国际资本主义
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
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而双
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
的新的多边体
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
过整体重新安
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
会议上采纳
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20国集团必
须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
使之能更好地
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 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
不能让其失败
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
已被证明是不
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
，但尚无其他
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
样是有害的，
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
货币与美元挂
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
有哪一个货
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
是不能完全自
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
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
种做法尤其有
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
不需要额外储
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
界秩序的重新
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是布雷顿
机构中不积极
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
保他们是这一
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
可能维持，美
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
和影响。如果
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
用。它不再能
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
达国家，也包
括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
边体制呢？答
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
向更加开放的
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
在和平的环境
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
已经失去了政
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
受痛苦。奥巴
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
会更容易受各
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
造事端，转移
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
样信奉强权就
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
。他的一些经
济顾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论是正确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
的金融机构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必将抵制会限制他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
是一种普遍的
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
场的理论应该
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
会迈进，他们
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
，但可能不会
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
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
个人的自由服
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
家的看法和意
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中国太习惯于认为
自己是帝国主
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非洲国
家和自己的少
数民族打交道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
张地说，世界
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谢谢。
--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https://gengwg.blogspot.com/